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参见《麦克马洪线》原书(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1914,byAlastair Lamb,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6)第493-506页。

[2]《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中,北京,1940年,第23-87页。

[3]《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中,北京,1940年,第14-22页。

[4]这幅地图是西姆拉会议期间使用的基本概图,参见本著作第23章。

[5]邦拉界标是1727年中国人将准噶尔人从西藏驱逐之后竖立的。参见台克满(Teichman),《行纪》(Travels),如前所引,第2页。

[6]《备忘录》(Memorandum)。

[7]《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中,北京,1940年,第91-95页。

[8]上述汉译参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895-898页——译者。

[9]《备忘录》(Memorandum)。

[10]陆兴祺,字蕴秋,祖籍广东,客家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印度加尔各答活动,经营天益商行。他与清朝驻藏官员往来密切,天益商行成为清朝官员途经印度进藏时的临时住所。驻藏大臣联豫委任他为驻藏采办,每月发给饷银30两,1910年又向清政府保举他晋升为四品官衔的候选同知。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政局发生剧烈变动,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支持下,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1912年底把驻藏清军逐出西藏。在这种形势下,陆兴祺多次致电中央政府,呼吁保卫西藏、巩固边疆,并为中央政府与九世班禅等爱国上层人士及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转发、递送了许多往来电文。由于陆兴祺的特殊经历和出色工作,北京政府1913年4月2日任命他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由于英印政府阻挠无法进藏,陆兴祺在中央政府同意下于印度组建衙署正式办公。1920年,陆兴祺被正式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1931年8月,他完成《西藏交涉纪要》一书,详细介绍了西姆拉会议前后中英交涉的情况——译者。

[11]FO 535/17,第52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4年3月14日。

[12]PEF 1913/19,第1021/14,印度事务部关于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的备忘录,1914年3月14日。

[13]《备忘录》(Memorandum)。

[14]FO 535/17,第61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3月26日。

[15]《备忘录》(Memorandum)。

[16]阿奇伯德·罗斯(Archibald Rose),担任英国驻中国云南腾越领事,被印度政府选中,针对中国事务为英国代表出谋划策——译者注。

[17]《备忘录》(Memorandum);《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中,北京,1940年,第101-114页。

[18]参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册,第901页——译者。

[19]FO 535/17,第70号文件,中国大使致函格雷,1914年4月6日,包括含以下五点的明确声明。

[20]《备忘录》(Memorandum);《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中,北京,1940年,第115-123页。

[21]《备忘录》(Memorandum);《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中,北京,1940年,第115-123页。

[22]FO 535/17,第104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4月29日。

[23]顾维钧(1888-1985)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1888年1月29日生于上海,顾维钧自幼读私塾,11岁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3年间修完了4年的课程,还担任学生会创办的《龙》报文学编辑。1904年自费旅美,先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普通文科,后攻读政治学研究生,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年仅24岁的顾维钧自美学成归国,担任北京政府国务秘书兼外交部秘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15年,日本政府胁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顾维钧抱病撰文揭露日方之威逼,引起国际反响,迫使日方有所收敛。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便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中央政府敦促参战。1919年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他以“中国不能放弃山东”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打动了各国代表的心。此举不仅保住了山东,同时也奠定了顾维钧的国际外交界的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期间,日本方面对顾维钧防范甚严,阻止他进入东北,并加以威胁,恐吓。顾维钧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至东北调查,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二次大战后,在顾维钧的促使下,1944年中、美、英、苏四国于华盛顿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起草《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华民国首先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六七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多种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译者。

[24]FO 371/1930,第22150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4年4月30日。

[25]刘玉麟(1862-1942),字运道,号葆森,广东香山人。幼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875年赴美,为中国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学生之一。1881年回国后,入天津北洋学堂习医,后改任天津电报学堂教习,并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教师。1886年派充驻纽约领事馆翻译官。1889年调任驻美使馆翻译官。嗣任直隶候补道、洋务局总办、北洋大臣洋务文案。1893年派为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翻译官。逾年,署理新加坡总领事。1898年派为驻比利时使馆二等参赞,代办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事务。后派充澳大利亚总领事,任满调外务部丞参上行走。1909年1月,赴上海参加万国禁烟会议,外务部任为首席专员。1910年补授外务部右丞,9月任出使英国大臣。翌年,英国剑桥大学赠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民国成立后,1913年12月,再任驻英全权公使。1914年6月,辞驻英职公使。1917年9月,任广州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高等顾问。后任两广盐运使,逾年解任。1922年8月,任为粤海关监督兼广东交涉员。1923年1月离任,隐居澳门,聘为澳门政务会议华人议员。1929年2月,任中山县第一区自治筹备所所长。1942年1月27日在澳门逝世——译者。

[26]FO 371/1929,第19289号文件,中国大使致函格雷,1914年5月1日。

[27]参见本书附录18。

[28]然而,条约口岸只对英国贸易开放。印度政府最担心的是西藏贸易市场不应和中国内地的条约口岸获得同样的国际地位。如果获得了同样的国际地位,印度政府就很难将俄国人排除出去。保护英国在贸易市场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反对可能导致英方承认中国在藏主权的所有政策的强有力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