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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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吴会蓉.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述略[J].中国地方志，2019(3).

(1)刘赞廷在“民七事件”后上呈北京政府的文函中，称自己“现年三十四岁”，推知其应生于光绪十年（1884）。见《刘赞廷呈为缕陈边藏大局暂行交涉各情形》，1918年7月24日，《西藏议约案（二十七），03-28-011-02-02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就笔者所见，此语最早见于作家马丽华女士的小说《如意高地》：“（刘赞廷）身为武官，却喜文墨，号称清末民初康藏边地一支史笔：戍边游藏三十年笔耕不辍，有关亲历及道听途说的记录著述甚丰，并悉心搜集了同时代的相关公文、图绘、照片和同侪们的诗文信件等等。”（马丽华：《如意高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12页。）值得一提的是，马丽华女士应系国内较早发现《刘赞廷藏稿》价值的人士之一，其在初稿于2005年7月，定稿于2006年2月的小说《如意高地》中，就多次言及《刘赞廷藏稿》中的相关篇目。而学界最早的关于《刘赞廷藏稿》的研究成果，系杨长虹先生的《<刘赞廷藏稿>研究》，于2006年11月在《中国藏学》刊出。

(3)前者如王开队：《刘赞廷与近代康区方志编修》，《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3期；李论：《刘赞廷西康各县图志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后者如李论：《民国<察隅县图志>的资料来源和历史地理学价值》，2018年地方志与地方志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刘波、赵琼：《民国刘赞廷西藏<昌都县志>的版本源流、编写特点与文献价值》，《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刘赞廷于1953年在《赵尔丰奏议公牍全集》的“序言”中写道：“适逢西南图书馆正副馆长杨公作平、郝公谦关心文化，贷款收入馆中，作为康藏之资料。”（《刘赞廷藏稿》第十册，第311-315页。）

(5)由于种种原因，1960年代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并未对刘赞廷的手稿加以细致整理，只是简单进行了油印的工作，导致不少重复和错误。吴丰培先生每每谈到此事，都深感遗憾。见赵心愚、秦和平：《关于康区藏族论著索引及文献辑录的历史考索》，《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第86页，注释2。

(6)就刘赞廷的县志而言，大致可分为“正志”“附志”与“草稿”三部分。“草稿”之名为《刘赞廷藏稿》的整理人员所拟，见《武城县图志》后附之《武城县草稿》（《刘赞廷藏稿》第五册，第213页）。正志与附志，多是在草稿的基础上修缮而成。

(7)最明显者即为《三十年游藏记》全书（共十二卷）及《西康建省记要》的第七卷，此外如《科麦县图志》的“教育”“寺院”“商情”“风俗”“遗迹”等目的内容俱不见于影印本中，应当都已散佚。

(8)就笔者所见，目前至少有“康区县（图）志”“康藏县志”、“西康县志”三种说法。前者如前揭王开队文，以及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的《刘赞廷康区36部图志点校》（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年）；中者如前揭刘波、赵琼文；后者如前揭李论《刘赞廷西康各县图志研究》一文。

(9)《凡例》共列二十四目，包括沿革、方位、治所、乡镇、户丁、山川、道路、关隘、气候、地质、花果、鸟兽、药材、森林、矿产、垦务、教育、团练、机关、商情、风俗、遗迹、奏议公牍。“奏议公牍”一目，稿本、正本均无。据正本县志可知，奏议公牍并未被辑于一处，而是散见于其他类目中。故刘赞廷列出此目，或仅是为突出这些文献的重要性。此外，十二部稿本县志，或未列“寺院”，或未列“遗迹”，太昭县两目俱缺。恩达县两目虽全，然无内容。

(10)考虑到《刘赞廷藏稿》经过数次整理，故“草稿”中文献的编排已未必能反映刘氏撰述时的意图，惟稿本县志与正本县志密切关联，皆为刘氏意旨的直接体现。又，因《雅江县图志》“草稿”所载稿本县志的体例过于特殊，暂不纳入考察范围。

(11)唯一胪列县内部分宗教场所的，是稿本《昌都县志》。其虽未设“寺院”一目，但刘赞廷在“机关”一目中写道：“寺庙有万寿宫、观音阁、龙王庙、江巴林寺。”（《昌都县图志》，《刘赞廷藏稿》第四册，第598页。）

(12)“十六年凡例”即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规定了方志的门类篇目以及各类目编写之原则。《西康通志撰修纲要》写作于1940年，是任乃强先生为《西康通志》的编撰拟定的总纲和标准。

(13)“十六年凡例”所列“古迹”，记载“前代城垒、公廨、驿铺、山寨、仓场、库务”、亭馆、台榭、楼阁、书院之“有碑记者”，津渡以及已废之寺观、庵庙等，与刘氏所撰县志“遗迹”所记基本相同。

(14)大量收录赵尔丰的文牍旧档，是刘赞廷编纂著作的一大特点。刘赞廷对赵尔丰本人及其川边改土归流的功绩俱有崇敬之情，这种情感既体现在其对赵尔丰本人及其文献的遵从，也体现在其对赵尔丰构建的西康改流设治体系、边疆地区治理措施与理念的深层次认同。见朱晓舟：《<刘赞廷藏稿>辨析与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11-215页。

(15)刘文辉对“新西康”做了如下解释：1、新西康是中国新的行省，而非四川的附属；2、新西康增益了新的土地；3、新西康肩负了“抗战建国”的新使命；4、新西康有新价值等待发掘。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见赵心愚、秦和平、王川：《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14-516页。

(16)刘文辉“问鼎中原”受挫后，转而“割据一方”，“在动荡的川藏局势下保存实力，在与各方政治势力的接触中确保对西康的控制权”。故刘文辉对“新西康”的开发与建设，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特征。关于刘氏“新西康”建设策略与成效的探讨，参见王川：《“新西康”：建省后西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成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