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加德满都坐落在穿越喜马拉雅屏障的要道上,战略地位凸显,也造就这一区域的商业繁荣。但自1860年英国控制锡金后,开始兴建加尔各答至大吉岭的铁路,1881年修建完成后,从加尔各答至拉萨只需要三周时间,这是原来取道加德满都时耗时的近半。加德满都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地位最终丧失是1904年,荣赫鹏率领的英军侵略中国西藏,逼迫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属印度开放。

[2]稔通称年,是指庄稼一年一熟,此处为一年三熟。

[3]加德满都谷地的早期主要种植水稻、小麦、大蒜、洋葱以及豆科作物。18世纪后,开始从印度引进马铃薯、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

[4]自公元13世纪初到18世纪中期,被称之为尼泊尔的中世纪史,是指马拉王朝统治时期,其下有三个主要王国,但彼此倾轧和残酷斗争,“每个王国都想使别国衰败以达到本国的勃兴”(I.R.阿里亚尔、T.P.顿格亚尔著、四川外语学院《新编尼泊尔史》翻译组译《新编尼泊尔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第109页)。

[5]廓尔喀王朝诸王自称月神是他们的祖先,一说是印度乌代普尔拉其普特人王公的后裔。

[6]1482年,最后一位加德满都谷地共主雅克沙马拉去世。

[7]今称印度教湿婆派。其信徒认为,湿婆是最高的神,是宇宙创造力量和破坏力量的化身,被称为大神。湿婆神有极大的力量,曾用一支箭毁灭了金、银、铁三个恶魔建造的城市,因此湿婆有“三魔城毁灭者”的称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元代文献中虽未发现有关湿婆教的记载,但1930年代以来,福建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雕刻遗物。

[8]加德满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寺院,民间谚语称“屋有多少,庙有多少,人有多少,神有多少”。但尼泊尔梨车王朝的国王更信奉印度教湿婆派,并膜拜帕苏帕蒂神庙,为现今尼泊尔最为重要的神龛。自14世纪始,佛教在尼泊尔开始衰落,其原因是南印度遮娄其王朝崛起北进,导致信奉佛教的帕拉政权被信奉印度教的森氏政权取代。马拉王朝的著名国王贾亚斯提提·马拉继位后,参照《摩奴法论》制定整套规则,将不同职业的人分成64个种姓,同时将一直信仰佛教的尼瓦尔人也分成若干种姓等级。此后,他“大力推行这种种姓制度,使它逐渐在尼泊尔扎下了根子”(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0页),最终促成印度教成为这一区域宗教的核心。今日尼泊尔《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尼泊尔是一个拥有主权之印度教君主国;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掌握国家一切大权的国王必须是印度教徒。

[9]1981年尼泊尔人口普查,佛教徒7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3%。

[10]今斯里兰卡。

[11]1981年尼泊尔人口普查,穆斯林教徒3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7%。

[12]今称为夏尔巴人,具有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散居在尼泊尔西北边境木斯塘县,人口约万人,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及苯教,唯独缺失格鲁派。“1974年前这里曾是美国支持所谓的‘四水六岗卫教军’进行分裂中国活动的大本营。实际上,当地群众绝大多数对这些外来的入侵者恨之入骨。那些和我接谈的人,包括洛域王室成员、各地贵族、寺院僧侣和普通百姓,一提到‘康巴兵’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后者多达1500人以上,一度占据他们的牧场、柴禾,甚至掠夺货物和牲口,禁止他们上山放牧,造成当地资源紧张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康巴兵’盘踞洛域的岁月里,当地人常常胆战心惊地生活。”(陈波:《山水之间——尼泊尔洛域民族志》,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9月,第15页。)

[13]今称为瓦隆琼果拉族,是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较小民族,主要生活在瓦隆琼果拉镇,向北20余千米就是中国西藏自治区。自古以来,瓦隆琼果拉族便充分利用临近西藏的有利条件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14]今译为巴哈杜尔。1791年,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中,巴哈杜尔·沙阿投靠英国后,其被拉纳·巴哈杜尔王囚禁,于1797年死于狱中,终年39岁。

[15]1786年,第一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年,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855年至1856年,第三次廓尔喀侵藏战争。这场战争使其“对西藏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及其在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优势地位等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尼泊尔设法维护自身利益,而西藏地方政府则试图消解‘1856年藏尼条约’尼泊尔人所获得的贸易特权及政治优势,因此,双方在20世纪前30年里边界和贸易争端不断,在藏尼泊尔人与西藏社会各阶层矛盾迭发,藏尼关系处于动荡状态”。(邱熠华:《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北京:《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第147页。)值得一提的是,1792年,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最终失败后,清中央政府在西藏拉萨建立造币厂,从源头上杜绝进口尼泊尔铸币。“双方还划定了藏尼边境线,并且安排由中国驻藏大臣每年实施监察。朝廷派遣五千多名军人常驻西藏……尼泊尔的‘五岁贡使’每五年一次派往中国,中国使团在各种重大时节访问尼泊尔……‘五岁贡使’的来访一直延续到1906年。”(尼兰詹·巴塔拉伊著、刘建、王宏纬、陈明、马维光译《尼泊尔与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29页。)

[16]今译为朱达·沙姆沙或朱达·苏姆·谢尔。1934年其继任尼泊尔首相。

[17]今多译为钱德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事译丛(28)《尼藏关系1850-1930年: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内部参考)一书中将其译为昌德拉·苏姆谢尔。这位尼泊尔政治强人于1929年去世。

[18]幕府原来指的是将军出征的营幕,自从源赖朝在镰仓建立幕府起,其意便转为将军的官邸和武士政权的中心。幕府政治是指日本武士集团通过幕府实行的政治统治。日本幕府政治大致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三个时期。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处于严重的国内、外危机之中。1867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幕府政治在日本终结。

[19]早在唐代就在军队中设有军曹职位。696年,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当幕僚,兵败后,陈子昂进谏武则天,结果被武则天降至军曹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军衔分为将、佐、尉、准士官、下士官和兵六等十六级,其中日本对中士级别士官的称呼就是军曹。

[20]今为印度锡金邦。

[21]1857年,印度发动大规模的反英爱国斗争,时任尼泊尔统治者的拉纳当局派出部队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印度人民起义,籍此维护与英国人的“友好”关系。事实上,在这种“友好”的交往中,尼泊尔渐次成为英国附庸。早在1815年,英国人就将尼泊尔将军阿马尔·辛哈指挥下的残余兵士编入英军,“使他们成为第一批在英国军旗下作战的廓尔喀士兵”(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7页)。此后,英国每年都要从尼泊尔招募一定数量的士兵为其服务,廓尔喀兵士成为英国维持在印度和其他海外殖民地用以殖民统治的工具,前后超过一个多世纪。1923年,英国与尼泊尔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两国之间的所有条约却没有被修订,因此,尼泊尔的附庸地位并无丝毫变化。

[2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钱德拉为印度军队的廓尔喀军团招募近6万名兵士,派遣近2万名尼泊尔兵士进入印度,总计近10万尼泊尔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1万名阵亡,近2万名受伤或失踪,“‘廓尔喀’军替英国人在欧洲充当炮灰,还派出了2000人帮助英国人与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作战”(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8页)。

[23]1929年,钱德拉去世后,他的兄弟比姆·沙姆沙继承其入侵中国西藏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钱德拉逝世前,就试图争夺一位尼泊尔与中国西藏的混血儿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恶的导火索,战争如箭在弦,“国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参事巴文峻前往尼泊尔交涉,尽到了中央政府的责任……经英国派员于1930年春赴拉萨调解后,尼泊尔停止了准备侵藏的军事行动。7月,巴文峻经印度到达尼泊尔,此事已经消逝”(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西藏历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297-298页)。“实际上,尼泊尔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扬言发兵侵藏,意在吓唬达赖喇嘛,并非真要发动战争。”(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十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转引自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西藏历史地位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297-298页)。1930年2月至5月,这位出生于锡金一喇嘛家庭的莱登拉奉英印政府派遣入藏调解藏尼纠纷:“努力说服达赖喇嘛,使其同意向尼泊尔政府郑重道歉,告之这是最好的选择。”(邱熠华:《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北京:《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第143-144页)。这至少表明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不希望真正与尼泊尔刀枪相见,也在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也是藏尼危机得以和平解决的前提之一。”(邱熠华:《1930年尼泊尔与西藏地方关系危机探析》,北京:《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第144页)。

[24]欧阳无畏所称1933年大地震实为1934年1月15日14时发生的波及尼泊尔全境的大地震。这场大地震,摧毁了尼泊尔大部分地区的建筑,约17871人丧生,倒塌和损坏房屋达337946间。

[25]尼泊尔大地震后,国内政局动荡,朱达成为首相后,任命楼陀罗为总指挥,请其内定下任首相继承人,但楼陀罗的方案却降低了朱达的政治地位,引起朱达的不满。随即朱达下令将楼陀罗和其余人从继承权序列中剔除。1945年11月,朱达辞去一切职务,前往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开始宗教静修。

[26]今译为安拉阿巴德大学,位于印度北方邦,成立于1887年,其在印度的大学中受人尊敬已超过一个世纪。

[27]阻挠之意。

[28]巴文峻(1901-1987),蒙古族,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人。1928年毕业于法国格昂大学化学系。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绥远蒙政会常委、秘书长并代理委员长。1949年在内蒙古阿拉善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阿拉善旗人民政府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内蒙古林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9]黄慕松(1883-1937),今广东省梅县人。早年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1916年初,留学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前往欧洲考察军事三年。回国后,历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粤军第三师师长等职。1928年和1933年,两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29年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先后奉命宣慰新疆、西藏,后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病逝于广东省政府主席任上,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30]曾任职印度内务部,长期担任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负责对不丹、锡金的经营以及驻西藏亚东、江孜商务代理处等侵藏机构的高级官员,是英国政界著名的“西藏通”。1904年,其随荣赫鹏的远征军侵略西藏。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南遁印度期间,其充任拉拢达赖的联络员。

[31]1924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强俄巴·仁增多吉带人修建了拉萨夺底四柱藏式电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

[32]欧阳无畏所称加德满都的城市建筑面貌焕然一新,其原因主要是“这次地震对于国家看来是祸,实则是福。它给尼泊尔带来好的转变。许多损坏了的房屋、大厦、寺庙、佛塔、桥梁以及各种建筑物全都得以修复或按新的设计和形式重新修建。帕坦的大觉寺、加德满都的塔楼和钟楼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建筑物的重新设计和修复都使人想起这一次地震。各地还修筑了许多新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德满都的铁路。”(I.R.阿里亚尔、T.P.顿格亚尔著、四川外语学院《新编尼泊尔史》翻译组译《新编尼泊尔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第244页。)

[33]1860年代后,加德满都的高层大多身穿国外制造的服饰,这种引领,使进口服装悄然在民间富裕人群中流行,家用器皿和农业用具都开始从国外进口。

[34]1923年后,尼泊尔允许外国商品免税进入尼泊尔市场,随后,日本政府抓住时机,大批货物倾销尼泊尔,“输出的激增带来了硬币的流入和在外硬币的蓄积……企业的股东红利达三、四成”(今井清一著、杨孝臣、郎唯成、杨树人译、邹有恒校:《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117页。),强烈冲击了尼泊尔国内经济。但日本“因输出所得的资金大部分用来购买军需资材而耗费殆尽,表面上国民所得提升,对国民生活却无多大助益。”(刘万来:《一个老KAN?的回忆:大林之子刘万来自叙》,台北:鱼篮文化有限公司,2015年3月,第86页)。

[35]欧阳无畏称之的赞特罗学院今称之为特里香达大学,其称成立于1918年的此大学,事实上成立于1919年,创办人是钱德拉。

[36]为意大利学者朱塞佩·图齐(1894-1984)。其于1925年至1930年在印度教授汉语和意大利语,1933年创建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

[37]耆那教起源于古印度,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有其独立的信仰和哲学,坚守非暴力、诚实语、不偷窃、纯洁行、不执著。创始人为大雄,其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在佛教经典中,将其教称之为尼干,称其教徒为裸体外道。

[38]寂护(725-788),藏族称菩提萨埵,其将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并建立了最早的藏传佛教僧团,是西藏前弘期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中观庄严论》成为藏传佛教的根本五大论之一。

[39]公元8世纪印度那烂陀寺僧侣及云游僧侣,后入藏成立僧团,被称为第二佛陀。

[40]藏传佛教密宗修行的四阶段,分别是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瑜伽即规则之意。

[41]《大藏经》版本之一。1922年是日本大正13年,小野玄妙负责编辑校勘的《大藏经》于1934年正式发行,旋即成为学术界应用最为广泛的权威版本之一。

[42]河口慧海(1866-1945),日本佛教学者、探险家。他以四次去尼泊尔、两次去西藏而闻名,是第一位到两地旅行的日本人。其曾任东京五百罗汉寺住持,在京都隐修三年,深研汉语佛教经典。1897年前往西藏,1901年到达西藏,1904年去印度和尼泊尔学习梵文。他乔装成内地僧侣到达西藏阿里,后因其为百姓行医,高明医术的口碑流传而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自接见。

[43]收藏之意。

[44]事实上,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往非常丰富,如1862年清中央政府咸丰年间,就应尼泊尔邀请派遣3名建筑师到尼泊尔帮助修缮斯瓦扬布大佛塔。1884年,清中央政府派遣禄东阁至尼泊尔讲授中文,月聘金240卢比。1894年,中方再次派出一名中文教师。“在此期间,中方向尼方赠送了一批中文书籍”(Vijaya Kumar Manandhar,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D.,Vol.I,p.284.)。民国成立后,“除了派出4个访问团来尼泊尔外,1929年7月还派出了一个佛教代表团。代表团由三名僧人组成,其中一人懂英语。该团于1929年1月离开中国乘船到达加尔各答。代表团的唯一目的是考察佛教、宣扬佛教信息和搜集梵文及尼瓦尔文佛经。”(尼兰詹·巴塔拉伊著、刘建、王宏纬、陈明、马维光译《尼泊尔与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29页。)“中国佛教代表团1929年访问尼泊尔具有特殊意义,因为1912年两国关系终止之后,此团是在1930年中国为重建两国关系派出第一个正式代表团之前的一个重要的访问团。”(Vijaya Kumar Manandhar,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D.,Vol.II,pp.171-172.)。

[45]尼泊尔的第一家报社是《廓尔喀新闻》(Gorkhapatra),欧阳无畏1937年前往尼泊尔时,此报纸已演化为政府的公报。今天,《廓尔喀新闻》依然是政府主办的最主要尼泊尔语报纸。

[46]旧时对彝族的称呼。

[47]中国高僧法显自公元406年访问过今尼泊尔兰毗尼。

[48]中国高僧玄奘自公元635年访问过今尼泊尔兰毗尼。他自629年到642年共计13年时间为研究佛教访问印度。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叙说尼泊尔首都“周二十余里”。此处盛产水果、谷物、铜、牦牛。其他宗教与佛教同时盛行,“大约有两千个比丘住在这里”(I.R.阿里亚尔、T.P.顿格亚尔著、四川外语学院《新编尼泊尔史》翻译组译《新编尼泊尔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第37页)。

[49]正统的印度教徒,千百年来总是从一而终,几乎没有离婚一说。

[50]1960年代以前,尼泊尔一夫多妻现象在富有者阶层非常普遍,一些拥有权势的人,常常以娶多妻妾为荣耀。他们之中有的娶五六个妻妾,“属于切特里种姓的拉纳家族成员,有的甚至娶几十个妻妾,而且常常违反种姓制度的规定,与其他少数民族如古隆族、马嘉族、塔芒族、谢尔巴族和尼瓦尔族的妇女通婚。”(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79页)。

[51]尼泊尔人死亡后的火葬一般在河边举行,火化尸体后,最后留取一根骨头,其余的骨灰抛入河中。“留取的这根骨头要埋在河中心的河床之中。有钱的人家往往要把这根余骨送到印度的圣地贝拿勒斯,抛入那里的圣河——恒河之中。”(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83页)。

[52]今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

[53]今译为禄东赞、论东赞、大论东赞,是吐蕃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松赞干布时期最重要的大臣。

[54]今译为土弥·桑布扎或吞米·桑布扎,生卒不详,是藏文的创制者。

[55]吐蕃时期最后一任赞普,酷爱打猎、酗酒。其下令禁止佛教,强行推行苯教,大量佛教经典被抛入水中、火中,或被深埋地下,史称“朗达玛灭佛”。《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均将其称为达磨。

[56]今译为拉隆·白季多吉。

[57]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谷地矗立着数以千计的寺庙建筑,大多出自尼泊尔泥瓦尔族的能工巧匠之手,建筑型态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

[58]藏语意为“不好的道路”或“地狱之门”。聂拉木是樟木沟中的一座县城,世界上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中最矮的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全部坐落在中国境内。

[59]为清代将领赵世过赠送的匾额,匾额长1.22米,宽0.51米,正中刻着“荡芭寺”三个红底蓝色大字,左款书有“署防定日汛守备赵世过敬书”,右款书有“光绪二十二年岁在丙申菊月”。

[60]今称朗果寺或定日寺或第哩浪古寺,12世纪由印度佛学家帕·荡芭桑杰创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朗果村,距中尼公路11千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