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刘永文编撰.近代传媒与中国西藏的社会变迁(下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2]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05(3).

[3]劳亦安编辑，李廷翰校阅.古今游记丛钞·序[M].上海:中华书局，1936.

[4]](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6]喜饶尼玛，黄维忠编.西藏百年史研究·序一（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代表性的有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一书所辑的松筠《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文幹《壬午赴藏纪程诗》，杨揆《桐华吟馆诗词》中以卫藏为主题的部分，命名为《桐华吟馆卫藏诗稿》，孙士毅《百一山房诗集》中的赴藏诗，命名为《百一山房赴藏诗集》；散文体游记（日记）20篇，其中，林儁的《西藏归程记》，经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线装本，第三帙第九卷）相比对，应为《由藏归程记》。此外，还有李苞的《巴塘诗钞》，毛振翧的《西征集》，驻藏大臣和宁的《西藏赋》，姚莹的《康8纪行》，心禅的《西藏归程记》等。

(2)近五年的代表性成果有顾浙秦《清代藏事诗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薛海燕《清代康藏的风土讴吟：〈巴塘诗钞〉述要》，《西藏研究》，2021年第2期；胡万梅、梁海《毛振翧和他的〈西征集〉》，《西藏研究》，2020年第3期；陆昕《论清代咏藏诗词中的自然景观书写》，《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李军《清代西藏的丧葬习俗与驻藏大臣的政策干预--以〈西藏赋〉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2期；王志华、王守芝《驻藏大臣和宁〈西藏赋〉自注辨正》，《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等；还有系列学位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

(3)范围比较广，包括在西藏各地游历所记以及往返于西藏与内地省份沿途（陆路和海路）所记。

(4)详见《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104-114页；在正文“学术界对《康8纪行》的研究较多”一句的注释中，罗列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105页）。

(5)详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128-142页。

(6)二月一日自拉萨启程，四月一日抵成都，其中二月二十三日，在察木多停留一天，三月八日在巴塘休整一天，三月九日因雨滞留巴塘一天，三月二十二日在打箭炉停留一天。

(7)有关联豫作为驻藏大臣的经历，详见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252-262页。

(8)1910年8月创刊于上海，文学类刊物，月刊，由王蕴章任主编、商务印书馆负责印刷发行。1931年12月出至第22卷第12期，因“一·二八”事变被迫停刊，先后共出版22卷，262期。

(9)文中出现的《大公报》皆为“天津版”，后面谈及《大公报》，不再加注版本。

(10)上海中华书局编印，1921年，第43卷。

(11)劳亦安编辑、李廷翰校阅，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6年，第48卷。2019年，线装书局重印了这套书，仍为48卷，内容没变，只是书名改为《分省古今游记丛钞》。

(12)刘家平、周继鸣主编，线装书局，2003年，第11册。

(13)李德龙、俞冰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68册，民国间钞本。

(14)中国近现代边疆文献辑录编委会编，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2010年。

(15)《边疆史地文献初编》编委会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0册。

(16)邓衍材编，商务印书馆，1958年。

(17)吴丰培，《西藏研究》创刊号，1981年。

(18)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1996年，第24册，144页

(19)卢秀璋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20)刘永文编撰，凤凰出版社，2016年。

(21)白玛朗杰主编，林芝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林芝地区志》，2006年，998页，1000页。

(22)道光四年（1824）由成都入藏的徐瀛在他的《西征日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两人可能引用了同一则材料，同时也透露出另一个信息，泸定桥是由川入藏或由藏返川的必经之地。

(23)《大众画报》，1934年第6期，28页。

(24)作者一直有争议，至今无定论，这里署“佚名”。

(25)联豫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摺”中说：“奴才拟自宁静山以西，由江卡以至前藏、后藏、定日、静西等处，所有武员、粮员及所设制兵，应请一律裁撤，而沿塘之兵，保为传递摺奏公文而设，刻下电线未通，邮局未立，此项兵丁，似宜仍旧。”（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14-15页）

(26)《附释音礼记注疏·卷第十二·王制》（（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卷八·政事三》(同治十一年刻本)中说得更具体：“西番帕克巴为元时高僧，传至宗喀巴，为黄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达赖喇嘛，曰班禅喇嘛，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即班禅喇嘛，其名曰凯珠布格呼克巴勒藏，与达赖喇嘛递相为师，以化身世掌黄教者也。‘喇嘛’二字，即如汉语称僧为上人。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如汉语称转世化生人。当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于佛前诵经祈祷，广为访觅，各指近似之幼孩于佛前，纳穆吹忠择一聪慧有福相者，定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以掌彼教。盖蒙古最尊奉彼教，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行之既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或至出于一族，竟与世袭无异。乾隆时，朝廷洞鉴其私，制金奔巴瓶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转世之大呼必勒罕，命众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公掣以定，其弊乃绝，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者也。”

(27)《清稗类钞·度支类·西藏货币》（中华书局，1986年）：藏人习用杂银，与廓尔喀贸易，即用廓币。高宗以中外一统，通用制钱，藏地不宜转用外番货币，且廓部所铸之钱，易回纯银，又攙铜鼓铸，是藏中纯银，为廓易去，因禁止廓人贸易。至民间买卖，以哈达、茶、黄油等交换，非价之高者，不用银币。“达赖所铸银圆曰藏圆，……拉萨一带，仍印度卢比多而川圆少。”加引号这段与《西藏归程记》所载完全相同。据编撰者徐珂自序，《清稗类钞》成书于中华民国五年，即1916年，此前《西藏归程记》已有抄本流传，1914年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从时间上看，徐珂引用这则史料是完全有可能的。

(28)清末设河口县，民国改为雅江县。

(29)资料来源:新华网(2020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