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九世班禅。

[2]这是孙中山于1925年2月24日由汪精卫笔记,宋子文、戴季陶等9人证明,孙中山于3月11日夜9时亲笔补签孙文二字的《国事遗嘱》中的部分,该句完整记述如下:“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国事遗嘱》(1925年3月11日),引自氏著:《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425页)。

[3]此语出自孙子(约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470年),春秋末期齐国人,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其著《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欧阳无畏所述“新宪草案”笔者查询到两份相关材料:一是1933年7月10日天津《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二十七期附录《宪法草案》第四条写道:“中华民国国土,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热河,绥远,察哈尔,宁夏,青海,西康,二十八省及蒙古,西藏”,可以看到西藏与其他省份地位相同,并没有出现欧阳无畏所述藩地的概念;一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月初版的《中华民国法规大全》中列明1934年10月16日立法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四条写道:“中华民国领土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可以看到包括西藏在内所有省份均并列一体,更没有出现欧阳无畏所述藩地概念。为进一步弄清此问题,笔者又查询到1936年5月2日立法院第59次会议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内容与1934年10月16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涉及西藏的表述完全相同,所以欧阳无畏的藩地概念是不存在的。

[5]古代传说中的宝剑,为雄剑,它与莫邪剑合称挚情之剑,双剑合璧为十大名剑之一。

[6]古代传说中的宝剑,为雌剑,它与干将剑合称挚情之剑,双剑合璧为十大名剑之一。

[7]欧阳无畏所述是晋时龙泉、太阿两剑在延津会合的故事,后比喻因缘会合。龙泉剑被称为诚信之剑,太阿剑被称为威道之剑,两剑均为十大名剑之一。

[8]为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该碑记载清乾隆在位期间对边疆地区和外藩的十次重大战役,即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二、靖台湾一、降缅甸一、降安南一、降廓尔喀二。

[9]藏传佛教皇家寺院,其前身为雍亲王府,改宫为寺后,不仅承载宗教使命,更具有政治使命。为此,“清廷直接参与管理,使雍和宫除具备一般寺院的宗教功能之外,还承担了‘联系边疆,灌输政策,履行怀柔之道’的义务。从而确立了雍和宫‘首位皇家御用寺院’的定位以及维系蒙、藏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枢纽’地位”(周润年、塔娜:《雍和宫修学与教育体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2页)。

[10]溥仪(1906-1967),清末代皇帝,年号宣统,因此又称宣统帝或清废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于次年在日本扶持下担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在日本控制下段刚辉长春担任“伪满洲国”皇帝,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11]民国时期,东四省是指奉天省(今辽宁、内蒙古通辽、内蒙古兴安盟)、吉林省(今吉林、黑龙江东部)、黑龙江省(黑龙江中西部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热河省(今河北承德、辽宁义县、锦州和内蒙古赤峰、通辽)。1933年后,东四省全部划入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行政范围。

[12]欧阳无畏所称的伪国即伪满洲国。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中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因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及国际社会对伪满政权均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

[13]欧阳无畏所述详见西晋竺法护译的《琉璃王经》,说“舍卫国波斯匿之子,嗣王位,灭迦毘罗国释种,堕于地狱之始末”(林光明监修、林胜仪汇编:《新编佛学大辞典(上)》,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年6月,第895页)。欧阳无畏日记所述佛陀七万同族被烧死的史实有误,事实是当琉璃王第四度出军占领迦毘罗城后,“把守卫城门最坚强的五百人杀死,把主战的三万人生擒俘虏,琉璃王要想杀死这么多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即刻下令预备把这三万人的足埋在土中用大象来践踏而死。这样的死法是非常的凄惨,因此摩诃那摩执政不忍的对琉璃王说道:‘不管怎么说,名义上你总是我的孙子,现在最后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现在你要杀死这么多的人,很不容易,我要求你把他们放去一部分,让我潜到水底下去,你就叫他们逃命,等我从水底下上来,没有逃得及的,请你再杀!’琉璃王当即下令准许大家逃命,逃命的人互相撞击,奔走呼号,有的跌倒,有的从身上而过,那凄惨的现象真不忍目睹。摩诃那摩王爷为了帮助救济他人的生命,抱着树根死了!摩诃那摩的孙儿,波斯匿王的太子琉璃王,就这样占有了迦毘罗卫国。琉璃王极为专横,不久,宫城忽然被火焚烧,琉璃王和他的爱妃都被大火烧死”(星云:《释迦牟尼佛传》,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6月,第377-378页)。

[14]清同治皇帝(1856-1875),清穆宗年号;光绪皇帝(1871-1908),清德宗年号。

[15]欧阳无畏的观点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其所述的四个人物均系1900年后的驻藏重臣,其中蒙古正黄旗人驻藏大臣有泰任期时间是1902年12月2日至1906年12月5日;满洲正黄旗人驻藏大臣联豫任职时间是1906年12月5日至1912年6月;广东南海人的驻藏帮办大臣、候补五品京堂、副都统张荫棠任职时间是1906年12月5日至1908年3月。新军统领满洲正黄旗人钟颖奉旨率川军入藏,任职时间为1909年至清帝退位,旋即于1912年5月10被民国政府任命为西藏第一任办事长官,1915年3月由袁世凯下令处决。

[16]笔者在一份1913年4月30日写于印度噶伦堡的材料中看到:“记者于前清宣统二年到藏,从未闻有袍哥名目,盖无不讳言之也。迨钦差被劫,议局成立,军队皆系袍哥,遂占优势。各营官长之非袍哥者无不废置另举,如一营管带刘弼良易为潘文华,二营管带马队管带张鸿升易为汪文铭,三营管带陈渠珍易为张云龙,土兵营管带谢国梁易为张文华。下此更无不擅自更易,统由本营自举,其被废者无不入袍哥以图免祸。引入者谓之超拔,须有进奉,以外酒度之费,二十四公口之礼金,通计虽至少亦须五六百金。晚间出门均用大同保障灯笼。但有钱者即行讹索,讹索不遂,即行杀戮,谓之毛丢水日抛灰。日未落路上无行人,居民一夜数惊,真不成世界矣”(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34-135页)。

[17]欧阳无畏所述的“蒙藏条约”实为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俄罗斯籍布里亚特蒙古喇嘛德尔智与外蒙古分裂集团签订了相互承认蒙古和西藏所谓“独立”的《蒙藏条约》。

[18]这里所指中国军队,实为当时驻扎在金沙江边的川军。

[19]基督教。

[20]欧阳无畏所述的贡觉仲尼“聘使”之事是1929年11月7日,贡觉仲尼经海路入藏,此行受国民政府派遣执“赴藏慰问专员”衔,并携带蒋介石信函两件、阎锡山信函一件,于1930年1月16日抵达拉萨。贡觉仲尼离藏前,其又被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全权代表与中央政府协商处理西藏事务,并于同年8月30日返回首都南京,并携带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致蒋介石的信函和礼物。

[21]夏札·边觉多吉(?-1919),亦称伦钦·夏札,清末任锡金边境军事长官,是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亲英派首领。1892年任西藏地方代理噶伦,其力主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英国人进行谈判,1903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解除职务。1910年随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被清中央政府缺席宣判死刑,并没收其拉萨宅邸。1912年底返蔵,1913年6月20日被西藏地方任命为西姆拉会议西藏首席代表。西姆拉会议开始后,其即抛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六项条款,赫然否定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莫名提出所谓“中藏边界”划分问题,被中央政府予以驳斥。最后,英方与西藏地方签订的割土卖国的非法协定,不仅被中央政府拒绝承认,同样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所称是西藏地方的奇耻大辱。

[22]一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1391-1474)。

[23]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清代奠基人,即清太祖,后金政权的建立者,通满语和汉语。

[24]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5-1562)。

[25]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清代开国皇帝,即清太宗,1636年改后金国号为大清,猝死于清军入关前夕。

[26]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其接受明代皇帝邀请前往北京讲经说法,后不幸圆寂于内蒙古。

[27]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蒙古族,28岁圆寂于生活了近14年的西藏拉萨哲蚌寺。

[28]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即清世祖,年号顺治,是清军入关后第一位皇帝,任期内对汉族的统治矛盾尖锐,发生了“剃发易服”“文字狱”等事件。

[29]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1617-1682),其受顺治皇帝的邀请于35岁时携藏官侍众3000人前往北京,住在为其修筑的黄寺,皇帝还高规格地在太和殿为其设宴。值得一提的是,五世达赖喇嘛返藏途中,顺治皇帝为其颁授金册金印,由此“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和达赖在西藏政治地位正式确立。

[30]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期间发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叛乱事件。

[31]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即清圣祖,年号康熙,清代第四位皇帝,西藏地方称其为“文殊皇帝”。其在位6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

[32]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其一生经历清代、民国剧烈动荡的变化,“由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是矛盾集合体,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必然是内心矛盾重重的复杂人物。他曾经做过这样或那样的错事,但纵观其一生所为,仍不失为一代人杰。在那个中国国力衰微的特殊时期,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作用不可低估”(喜饶尼玛:《论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理嬗变》,引自氏著:《近代藏事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7月,第119-120页)。

[33]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即清世宗,年号雍正。其任内改革触动了官绅阶层的利益,客观上有利于底层民众,促进社会公平,国力空前强大。

[34]赵陀,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汉初自立为南越武王,统治南海、桂林、象山郡。高祖派陆贾出使,册封其为南越王。吕后时,自称为南越武帝,与汉朝抗衡,文帝时,陆贾再次出使,赵陀答应取消帝号。张轨即前凉政权实质上的建立者。钱镠即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王徽即高丽国第十一代国王。

[35]张作霖(1875-1928),号称“东北王”,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后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在位期间多次抵制日本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所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炸毁,当日抢救无效病逝,史称皇姑屯事件。

[36]1928年12月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1月5日宣誓就职,任职时间仅19个月。1930年9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更替为马福祥,其在任不到18个月,即于1932年2月因病辞职。

[37]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为了使红军北上顺利,藏族人民征集了大量粮食、饲草、柴炭、皮毛等物资供应红军,还主动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一大批藏族青年还积极参加了红军”(喜饶尼玛:《略谈藏族人民对祖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引自《近代藏事研究》,第206页)。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四川丹巴时参加革命的马骏(藏名:麻孜阿布)任丹巴番民独立团团长。1936年3月纳入中国工农红军编制,“改番号为金川军区独立二师,屡建战功,并为红军征集大量粮草”(郭卿友编著:《民国藏事通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599页),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位藏族将领。

[38]此处,欧阳先生误也,所谓“国政”会议,即“西藏僧俗官员会议”。

[39]即第十世班禅。

[40]北宋第四任皇帝赵祯(1010-1063),其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技和文化均得到长足的发展。

[41]清代第十一任皇帝载湉(1871-1908),年号光绪。其在位34年,期间政治作为有收复新疆、台湾建省、维新变法等。

[42]马丁·路德(1483-1546),今德国中部人。他于16世纪发动德意志宗教改革,最终促成基督教新教的兴起。他将拉丁语《圣经》翻译成平民惯用的德意志方言,使之更浅白易明,此举对教会和德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43]有译戴维·利文斯通(1813-1873),英国探险家、传教士,维多利亚瀑布的发现者,非洲探险历史上最伟大人物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向非洲土著传播基督教,深入非洲大陆设立布道会,但收效甚微。为了唤醒人类的良知,他不断呼吁英国当权者注意拯救贩卖黑奴的悲惨命运,最终促使英国议会于1833年通过废除奴隶制法令。1873,其客死异乡。身边的两位仆人将其遗体制成木乃伊,连同他书写的珍贵日记,跋涉数千里,交给英国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