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原载《斯文》,1941年,第一卷第十三期,第11-15页。

[2]柯象峰(1900-1983),又名柯森,安徽贵池人,中国社会学家。1923年,以文学士毕业于金陵大学,留校任助教。1927-1930年留学法国,被法国里昂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不久就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员。1930-1937年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经济学教授,系主任兼校教务长。1937-1945年任成都金陵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7年任中国社会学社第六届副理事,1943年任第七届正理事。1945-1947年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教务长。1946年夏,柯象峰与任乃强、冯汉骥、蒙文通、顾颉刚、马长寿等知名教授发起成立“康藏研究社”。1947年赴英国伦敦考察,继而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及美国人口局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1948年返南京金陵大学任教。1952年后任南京大学外语系、经济系教授。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39年,西康地方委托华西协和大学派人调查西康社会情形,以柯象峰为团长的考察团入康,在西康各地调查近三个月。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报刊上,柯象峰涉及边疆问题的文章主要有:《西康纪行》,《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第179-198页;《西康甘孜行记》,《斯文》,1941年,第1卷,第11期,第13-17页。上述文章,涉及社会建设、人口的文章主要有:《国民经济建设声中的乡村工业:在南京妇女协会社会服务团讲辞》,柯象峰(讲),徐先佑(述),《政问周刊》,1937年,第67期,第5-12页;《中国人口问题与生育节制》,《政问周刊》,1936年,第11期,第6-9页;《为大众福利的文化》,《中国社会》,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5-16页;《中国社会组织之解剖》,《中国社会》,1934年,第1卷,第1期,第15-21页;《社会救济法实施之检讨》,《社会建设(重庆)》,1945年,第1卷,第2期,第14-19页;《社会组织强化问题之检讨》,《社会学刊》,1937年,第5卷,第3期,第1-12页;《达尔德传》,《社会学刊》,1933年,第3卷,第4期,第1-18页。此外,柯象峰还有翻译文章:《人类学》(未完),载《金陵光》,1924年,夏季特号,第59-62页。

[3]通事,指交际往来之事;指翻译人员。

[4]当时甘孜共有陕商8家,川商7家,西宁商1家,番商2家,喇嘛寺商7家,土司家商2家,皆资本千两以上者。参照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西康视察报告》,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5]喇嘛寺商店:民国时期,喇嘛寺势力恢复发展,《西康通志稿·工商志》中记载:“康省各喇嘛寺,除诵经修法外,大都从事农商。其经营商业之情形,系由寺出资若干,选熟习商情之喇嘛从事经营,并规定折本由经营之喇嘛赔偿。其所管品物,以康族日用必需品如布匹、茶叶等为主。出售物品悉以藏洋定价,如折合法币,其值特高。”为了更好经验寺产从事商业,寺院还会成立专门的寺产经营机构。康藏地区政教合一和政教联盟增强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寺院大量占有土地、牧场、牧畜等生产资料,使寺院热衷于商业活动原因在于运送商品靠差巴提供乌拉,购买土特产品可以压价强收,推销商品可以高价摊派,还可免去各种税收,利润很高。喇嘛寺积极从事商贸业,客观上促进了西藏与内地、康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流。20世纪30年代,甘孜县有藏商13家,寺庙商就占7家。1958年9月调查,甘孜州私营商业资本约2500万元,寺庙商占1800万元,占总数的72%。参见冉光荣,《中国藏传佛教寺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67页;况浩林,《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6]英印第一次侵藏战争后,英国攫取了在亚东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贸易免税、领事裁判等特权。1894年5月,中英两国政府的代表出席了亚东举行的商埠开幕仪式,从此英国廉价的工业产品从亚东口岸流入西藏,进入川、滇和青海等地。参见陈继东,《近代西藏经亚东口岸与印度的贸易结构》,《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1期,第74页。

[7]英国人强势印币卢比政策,英属印币卢比大量流入西藏,逐步在川边流通使用,同时“汉夷杂居”,不惟名目与内地不同,导致收纳粮税弊混,清政府为避免“印币亡边”,于1909年起支持赵尔丰力主统一度量衡,规定川边实行与内地相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度制以营造尺为准;量制以合、升、斗、石为准,并规定每斗重库平三十斤;衡制以库平秤(十六两)两、钱、分、厘为准;并制发官斗、官秤让各地推广使用。参见周智生,《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90页;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前言》,中华书局,1989年,第8-9页。

[8]甘孜民众信仰藏传佛教,僧民极多。当时甘孜治内较有名的喇嘛寺有:甘孜寺、仙根寺、郎章寺、竹撒寺、日加寺、孔马寺、札呷寺、大金寺、东谷寺、扎拉格龙寺、蒲永隆寺、所住寺。参见任乃强,《西康札记(第二版)》,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1932年版,第77-80页。

[9]甘孜县署:清朝时是麻孜土司官寨,民国时期改为甘孜县行政公署。参见任乃强,《西康札记(第二版)》,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1932年版,第173页。

[10]从1936年开始,刘文辉把西康地区各县分为一、二、三等,并分设康北和康南两专属分理所属各县。参见冯有志,《西康史拾遗》(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177-179页。

[11]一夫一妻制: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后,赵尔丰认为“以女而招多夫,以多男而娶一妻,以乱伦纪,一旦不和,互相争竞,惨杀控告,官断无凭。”因此在川边提倡一夫一妻制,并在民国时期,西康地区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都比较常见。参见《颁婚姻办法一夫一妻制并婚书公告》,载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05页;周智生,《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94页;曹春梅,《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52-53页。

[12]朱福南(1894-1986),字海山,俗名天喜禄,僧名索南达吉,青海民和人。9岁入民和三川朱家寺为僧,13岁转到塔尔寺,19岁去西藏拜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藏传佛教著名高僧喜饶嘉措为师,24岁经喜饶嘉措大师介绍给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29岁跟随九世班禅转赴内地受任堪布厅堪布。1929年任班禅驻京办事处会计科科长,并兼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此时任办公处处长。他谙熟藏汉风俗,精通汉、藏、梵、蒙四种文字,通晓藏、蒙、土、汉四种语言。

[13]班禅行辕: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批准的藏传佛教领衔九世班禅在内地的办公机构,简称“班厅”、“班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西藏局势的恶化和英国趁机控制西藏,加快了护送班禅返藏的步伐,为大师回藏特设立了班禅行辕。刘家驹担任班禅行辕秘书长。

[14]班佛行辕驻京办事处:即九世班禅驻京办公处,1929年2月,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批准和帮助下,在南京成立了“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5月经蒙藏委员会批准,南京班禅办公处移至青海西宁,改名为“青海班禅办公处”;6月创办的机关刊物《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发行。1930年成立西康办事处。

[15]摩顶是藏传佛教中活佛高僧为僧人和信众赐福、消灾、避难的一种宗教仪式。

[16]康南地区喇嘛寺有枪械者,由于康南土司彼此之间不和睦,时生摩擦,不如康北土司有大局观思想,只抱着维持现状的态度。参见张践,《班辕返藏与“甘孜事变”》,载《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10月,第118页。

[17]保正、村长:清末赵尔丰改流后,两者由居民公举,三年一任,连选得连任。如办事不公,得随时另选更换。保正、村长由公家给予口食,小村长不给口食。参见《赵尔丰改流章程》、《晓谕德格地方改土归流厘定章程札》,载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90-191、312-315页。

[18]牛厂娃:是对西康牧人的通称,穿皮衣,梳细辨,戴大耳环,裸右臂。任乃强先生在《西康札记》中有对牛厂娃的考察。参见任乃强,《西康札记(第二版)》,上海新亚细亚月刊社,1932年版,第34-26页。

[19]德钦汪母的婚姻:德钦汪母是民国时期甘孜孔撒土司,康巴地区最后一位女土司,是孔宜美(本名俄珠宜美)和白利土司之女所生的女儿。1922年,孔宜美死后,德钦汪母继任土司,成为闻名西康的女土司。由于1939年因其与班禅行辕侍卫队长益西多吉的婚事,引发西康当局与班禅行辕、当地土司势力等武装冲突,成为了震撼西陲的“甘孜事件”导火线之一。参见张践,《班辕返藏与“甘孜事变”》,载《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10月;黄天华,《刘文辉与甘孜事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3月;孙明明,《近代康区政治权利结构演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

[20]孔撒土司是霍尔七土司之一,先祖是蒙古族的封号前都冠有“霍尔”之名。霍尔七土司包括:霍尔朱倭安抚司、霍尔章谷安抚司、霍尔孔撒安抚司、霍尔麻书安抚司、霍尔咱安抚司、霍尔白利长官司、霍尔东科长官司。其辖地均在今甘孜、炉霍和道孚三县境内。参见凌立、曾义,《康巴藏族民俗文化》,2012年版,第449页。

[21]麻孜土司:即麻书土司,是霍尔七土司之一。1899年,麻孜土司扎喜无交,淫虐其民,因呷部民女宿柳林,为怨家所刺,嗣绝,遗一幼女。民国初年,孔撒土司宜美势盛,取此女,遂兼麻孜土司。麻书土民概呼“麻孜”家,唯古印文作麻书,麻书官书因之。参见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册·西康札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162页。

[22]康藏地区,康区土司与寺庙相互利用,相互扶持,共同维护土司政治地位和寺庙宗教地位,多采取政教联盟方式,使得土司与大喇嘛多处于同一门第。既有家族内结合,如兄土司弟僧纲、叔侄相传,也有家族外结合,土司和僧侣贵族家族外联合。关于康藏地区的政教制度,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1、政教合一制度;2、政教联盟制度;3、多种形态并存。参见贾霄锋,《藏区土司制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23]打尖:行路途中进简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