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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01, v.47 60-68+155
从嘉绒藏族“入蜀为佣”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康巴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清末(1840-1912年)川藏筹边意识和实践的转变研究”(项目号:KBYJ2025A001); 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中心(1949-1956)”(项目号:CXJJZW20250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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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6-01-15
出版时间: 202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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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入蜀为佣”是汉代至民国时期岷江上游嘉绒藏族人群季节性进入成渝一带从事凿井、砌壁等劳动的迁徙谋生现象。这一传统产生并延续的原因,除了成渝居民凿井取水的需求和岷江上游嘉绒藏族在凿井上的过人技能外,还在于嘉绒地区冬季气候条件恶劣,地形“跬步皆山”,导致农业产出不足以维持生计。这一现象暗含汉藏民族之间人口流动、经济互助、族群互动的历史关联,映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相互需要”,正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向内凝聚的关键。

Abstract:

“Entering Sichuan for wage labor” refers to the seasonal migration of Gyalrong Tibetans from the upper Min River region into the Chengdu–Chongqing area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era to engage in well-digging, masonry, and other manual labor. This longstanding practice emerged and persisted due not only to local demand for well construction in Sichuan and the Gyalrong people's exceptional expertise in this craft, but also to the harsh winter climate and extremely rugged terrain—“mountains at every step”—of the Gyalrong region, which rendered agricultural output insufficient for subsistence. This migratory labor pattern embodied deep historical linkages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communities through population mobility, economic reciprocity, and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It reflects a form of “mutual need” grounded in shared livelihood interests—a key dynamic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and offers critical insight into the internal cohesion and integrative trajec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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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代表性的成果参见: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石硕、王志:《论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2期;石硕:《成都:一个延续两千年的民族协作传统--成都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特点》,《中国藏学》2022年第6期;王川、胡聪:《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巴蜀文化的特征与时代意义》,《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车明怀:《历史上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西藏研究》2022年第2期;等等。

(2)古称劳动为“作”,如《击壤歌》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诗·邶风》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后汉书·廉范传》云“不禁火,民夜作”。据任乃强考证,以数字代表人身,是汉魏蜀俗,当时一般粗笨劳动奴隶(最次级)的售价为“六百石”。因此,此“五百石”或为夷人工价。相较而言,雇佣夷人可省一笔可观的费用。同时,这也隐含夷人冬季靠为蜀人做工庸赁自食的信息。

(3)第一次金川战争期间恐奸人假借佣工“至内地探听消息”,又运力有限,故令土民为清军运粮服务,禁止“下坝佣工”。但至第二次金川战争时,因连年征战导致农事受梗,又担心嘉绒人占用消耗大量人力长距离转运的军粮而加重后勤负担,顾虑来降番众“不能自给”而“乏食滋事”,影响战局,遂放开禁令,允许其“下坝自觅口食”。(4)关于嘉绒人进入成都平原的具体路线和里程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所记,关于两金川及三杂谷等地区土民进入灌县的情况,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嘉绒人之入蜀路线:1.若按站计算,从宜春(大金川、绰斯甲布两土司交接地方)至周叟(绰斯甲土司官寨所在地)共六站,记程一百八十里;自周叟至杂谷脑(今理县境内)共二十七站,记程八百一十余里;从杂谷脑至灌县十三站,记程四百九十余里,全程约一千五百余里。2.自木果木(金川境内)至登春共四站,记程一百二十里;从登春至沃日共五站,记程一百五十余里;沃日至卧龙关共十站,记程三百里;卧龙关至灌县共十六站,记程五百六十里,全程一千二百三十里。此外,李心衡在《金川琐记》中,也记录了两金川地区往返灌县的路线:“自灌郫至金川,有两道,一由汶川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C956;K207

引用信息:

[1]李圳,高庆雄.从嘉绒藏族“入蜀为佣”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7(01):60-68+155.

基金信息: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康巴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清末(1840-1912年)川藏筹边意识和实践的转变研究”(项目号:KBYJ2025A001); 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中心(1949-1956)”(项目号:CXJJZW2025004)阶段性成果

发布时间:

2026-01-15

出版时间:

202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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