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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面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颠沛凄苦,不分民族、不分界别的抗战序幕由此拉开。中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现世救亡的斗争,开展了一系列抚慰战争笼罩下的民众心灵。国民政府元老之一的戴传贤是推动修建护国法会的最核心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发起了一系列著名的公共佛事活动。他以修建各种护佑国家为主题的藏传、汉传佛教法会为载体,以诵经说法、报国救难为弘法利生的重要方式,将佛教与国家政治有机契合,使西藏在内地呈现出一个和现代中华民族——国家整合在一起的西藏。戴传贤的救佛教即是救国的理念融入人心,使20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徒对中国通俗和政治文化的参与得到广泛宣扬,这种参与牢固地把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奠基于不可否认的坚实事件中。
Abstract：In the 1930 s,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country was broken, the people had become desolate, andthe Anti-Japanese War prelude began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not divide of sectors. Chinese Buddhism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to the struggle,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ctions to comfort over the public mind during the na-tional war. One of the elder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ai Chuanxian became the core to create the nationalprotection Buddhism ceremony; he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famous public buddhist activities. He built nationalprotection Buddhism ceremony as the theme of the Tibetan, Chinese Buddhism, make Buddhism an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organic fit in order to let Tibet and the mainland presents like a modern nation- country togetherTibet. Dai Chuanxian's idea of saving Buddhism is also saving the nation Enjoys popular support, make the Ti-betan Buddhists in middle of the 20 th century were commended and promoted because the widely participationof political and popular culture, which firmly let the concept of the country——"imagined community"based onundeniable solid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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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戴季陶.杭州探投班禅大师慈鉴(1934年4月26日)[A].陈天锡辑.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简牍部门)[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
[23]戴季陶.致林璧予部长电(1934年4月27日)[A].陈天锡辑.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佛学部门)[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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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戴季陶.杭州朱庄班禅大师慈鉴(1934年4月28日)[A].陈天锡辑.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简牍部门)[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
[27]戴季陶.上海探班班禅大师慈鉴(1934年6月9日)[A].陈天锡辑.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简牍部门)[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
[28]戴季陶.致赈务委员会许静仁王一亭两先生电(1935年9月1日)[A].陈天锡辑.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佛学部门)[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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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戴季陶.成都修建护国息灾法会发愿文[A].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三·佛学部门)[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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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传贤:(1891-1949),字天仇、良弼、选堂,又字季陶,晚号孝园,法名不空、不动,浙江吴兴人,寄籍四川广汉。早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学位,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训练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兼常委、国史馆馆长等。
2 时轮金刚为西藏格鲁派(因该派僧侣均身穿黄色僧袍,亦称之为黄教)密宗无上瑜伽五大金刚之一,班禅为格鲁派最高领袖之一。
3 朱芾煌(1885-1941):四川江津县人,16岁中秀才,1906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09年东渡日本求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1921年离开政界皈依佛教,组织“三时学会”,译述及刻印佛教经典。1934年开始编纂《法相辞典》,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完成。
4 对九世班禅评论道:“彼班禅,虽僭佛号,实为凡夫……今者班禅,违教食肉,尚不配称佛之弟子,况僭佛号。又问班禅,于诸众生,有慈悲否?若有慈悲,宁当断彼生命,供自饕餮?若无慈悲,世间焉有无慈悲心,可称佛者?”(朱芾煌:《与戴传贤院长论迎请班禅除国难书——由佛法真理,批评密宗诵咒救国》,《海潮音》第14卷第3号,1933年3月,转引自《普门学报》(高雄)第49卷,2009年1月,第293页。)笔者以为,朱实乃不了解青藏高原僧侣之饮食,以吃肉与否为标准试图将九世班禅拉下神坛,客观上来讲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长久隔阂的缘故。同样作为宗教人士的朱芾煌其实是看出了戴传贤崇信九世班禅的真实用意,“中央为怀远人,虽不妨优遇班禅,令于异日可收政治效用,然尊崇宜有限制,信仰当远邪迷。”朱芾煌的话由此可见前后矛盾,其将九世班禅的宗教行为当成邪迷看待,只能认为以戴传贤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崇信九世班禅与尊崇藏传佛教画上等号,实乃对戴传贤的误解,并由此引发了汉传佛教部分僧侣的嫉妒与责难。朱芾煌对戴传贤建立时轮金刚法会的效果提出质疑:“又彼在平,建立时轮金刚法会,亦为靖难而设,会幕朝闭,日兵夕来。咒若有灵,国胡至此?初既无验,后岂得灵?前鉴匪遥,智者当审。”(朱芾煌:《与戴传贤院长论迎请班禅除国难书——由佛法真理,批评密宗诵咒救国》,《海潮音》第14卷第3号,1933年3月,转引自《普门学报》(高雄)第49卷,2009年1月,第293页。)对戴传贤进而劝说道:“身既在朝,应尽扶危定倾之责,岂得临难以抱佛脚了事……岂可舍是不作,而日乞怜于巫鬼之灵?”(朱芾煌:《与戴传贤院长论迎请班禅除国难书——由佛法真理,批评密宗诵咒救国》,《海潮音》第14卷第3号,1933年3月,转引自《普门学报》(高雄)第49卷,2009年1月,第294页。)由此可见针对戴传贤舆论风暴的强烈。
5 著名的新闻记者曹聚仁在1931年9月13日写下《诵经礼佛》,文中不点名批评戴传贤:“想起孙总理最后还高喊‘和平’、‘奋斗’、‘救中国’,绝无半点忏悔意味的口号,他的信徒乃从革命的阵线逃向念佛的路子,两相对比,显然可知现在是怎样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曹聚仁:《诵经礼佛》,引自氏著《曹聚仁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663 -664页。)
6 鲁迅于1934年9月25日写就《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刊载于当年10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文中称:“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鲁迅著:《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5年最新出版的注释版本对“求神拜佛”四字予以解释:“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鲁迅著:《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23页),并予以肯定鲁迅对戴传贤等官员和社会名流的批判。
7 加以抨击和讽刺如“以诵经救国,是于救国方案又为别开生面的一种。倘此种举动,出于乡妇村妪,见于社庙神祠,我们必一笑置之。今发起者与赞助者为当代要人及中央政府……”。(作舟:《时轮金刚法会》,《东方杂志》第29卷第5号,1932年3月,第5页。)
8 虚云:(1840-1959),俗姓萧古岩,字德清,湖南湘乡人。60 岁后改字幻游,号虚云,19岁出家,40岁发心朝五台山,以报父母恩,由普陀山法华寺起香,三步一拜,备受饥寒而道心愈朗,三年遂愿,到达五台山,亲见文殊菩萨金颜。此后在云南中部阐教近20年,95岁返曹溪,重建南华,中兴云门。历任福建鼓山、广东南华、云门大觉诸大寺院住持。1953年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被选举为名誉会长。是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在江西逝世,终年120岁。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65;B947
引用信息:
[1]韩敬山,喜饶尼玛.佛教界在抗日救亡中扮演的角色——以戴传贤倡导的“佛教护国法会”为例[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4):41-47+170.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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