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欧阳无畏所称的“大招”实际上是大昭寺,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八廓街办事处八廓居委会辖区。大昭寺藏语称为“觉康”,意为“释尊殿”,此寺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同供奉的寺院,也被称为“四喜寺”。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于641年择地设计,尼泊尔尺尊公主主持修建。其主殿供奉有文成公主迎请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1751年西藏地方政府组建后,“大昭寺主殿二楼的东、南、北三面房间均为西藏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所在地”(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拉萨市城关区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484页)。大昭寺的达赖喇嘛行宫及其周围,经过多次修整,“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50年将北面的达赖喇嘛住地基本拆除重建,并重修威镇三界阁,使之形成占地面积25100平方米的宏大建筑群”(《拉萨市城关区志》,第484页)。1961年国务院公布大昭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清代乾隆时期设置的用来掣签达赖、班禅等高僧的“金奔巴瓶”收藏于此。

[2]今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办事处辖区。药王山大体东西走向,山崖并不高,山石质地坚硬致密。药王山摩崖石刻的“造像保存较好,数量不少于5000尊。造像以千佛为主,还有释迦佛、菩萨、护法神像、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等”(《拉萨市城关区志》,第494页)。

[3]又译为贡嘎尔宗或协噶尔宗。

[4]今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该寺最初由噶当派喜布西绕喇嘛于13世纪建立,“宗喀巴曾在此闭关修行,山洞至今留存,是拉萨寺院六大闭关修行圣地之一。该寺原属宁玛派,后来归属格鲁派哲蚌寺果芒扎仓”(欧阳无畏著、韩敬山整理:《藏尼游记(一)》,《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另寺内现存有一人高的药师佛八尊。

[5]今译为噶当派。

[6]今译为桑濮寺,“由俄·勒比协绕于1073年修建,许多藏文史籍把该寺归入噶当派寺院。它是佛教后弘期讲传性相教理的重要学院,以提倡因明,辩论而著称,对西藏佛教各教派产生过重要影响,对整个西藏佛教发展史亦起到推动作用。15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异军突起,由于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肇源,因此噶当派寺院逐渐演化成格鲁派寺院也就不足为奇”(《藏尼游记(一)》)。

[7]“贤圣道俗贵贱上下无遮,平等行财法二施之法会也。印度国俗屡行之。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陈武帝诏出佛牙于杜老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林光明监修、林胜仪汇编:《新编佛学大辞典》,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年,第1096页)。

[8]佛像与经教。《唯识述记》序曰:“汉日通晖,像教宣而遐被”。

[9]中印度曲女城之王,其“建立精舍,设饮食医药,施诸穷贫而周给之……设无遮大会,竭府库而施一切”(《新编佛学大辞典》,第574页)。

[10]一说宗喀巴大师虽在此寺禅定,“观想文殊菩萨,但据说文殊菩萨没有给出任何授记”(群培著、罗旦译注:《拉萨市藏传佛教寺院》,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具音天女也称妙音乐天、妙音菩萨。

[11]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唐古乡,该寺始建于北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由阿底峡弟子仲敦巴创建,为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寺。

[12]今译为聂当,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

[13]今译为阿底峡(982-1054),11世纪孟加拉族著名佛教学者。《菩提道灯论》是阿底峡针对11世纪藏传佛教乱象而创作的,目的是为了佛教界的激浊扬清。在严守清规戒律的前提下,其全面阐述大乘佛教修习的过程,尤其是“先显后密,显密并重,不得跨越”的宗旨使藏传佛教界的理论最终体系化、规范化。

[14]全名为菩提萨埵摩诃萨埵,菩提萨埵是“觉有情”之意;摩诃萨埵是“大有情”之意。菩萨有中高下之诸位,但为示地上之菩萨,更曰摩诃萨。

[15]今译为聂唐卓玛拉康。该寺是阿底峡大师于1055年修建,其在该寺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书写,如《般若心经注》《入菩萨行注》《菩提道灯》《菩萨宝鬘》《中观要诀》等。

[16]今译为仲敦巴。

[17]欧阳无畏1938年所见阿底峡的肉身佛塔已于1978年5月被迎请回孟加拉国。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积极协助下,“将保存在我国拉萨的阿底峡尊者的骨灰送回孟加拉,是中孟佛教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的四十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93年10月15日,笔者存),孟加拉国佛教复兴会主席苏塔难陀长老2015年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发言时说:“在阿底峡的出生地达卡地区启动了阿底峡纪念塔的建造……启动了阿底峡大学的纪念项目”。

[18]今译为绛麦。

[19]今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此寺由绛·温堪巴修建。传说该寺大殿石阶下埋藏会移动的文殊菩萨利剑,如果在石阶上磕头,下面的利剑同时移动的话,那意味着磕头者的知识将大为精进。

[20]应为藏历。

[21]今译为贾曹杰。

[22]今通称为《释量论释》,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学《释量论》时最主要的教材。量即知识工具之意。

[23]为佛教典籍。1955年5月2日,现代高僧虚云讲道:“佛教三藏十二部,约而言之,则因果二字。这二字全把佛所说法包括无余了”(任宜敏:《佛家因果学说的真精神》,《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

[24]释迦牟尼四指示中另外两个指示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释迦牟尼从“不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一再强调‘我在众中’,是众中的一个。佛陀如此开明的教法,怎能不为人间的大众所接受呢?因此,当时佛教在印度各宗教中能够显得特出,就不是没有原因了”(星云大师口述、佛光山法堂书记室妙广法师等记录:《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高雄: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第63页)。

[25]欧阳无畏在文中意即思想禁锢之害。汉武帝“表彰六经”的真实意图是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即“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进而推崇儒学,以建立国家教育和取士制度。

[26]陈那(约450-520),于释迦牟尼圆寂900余年后降生于印度婆罗门族,对大小乘经典及因明学有深刻研究,史称“中古逻辑之父”。法称(约620-680),为陈那再传弟子,著名的辩证法学家。上述两位印度高僧,不仅开创了佛教印度逻辑史上的两个高峰,更是印度逻辑史上的两个高峰。“汉传统因明保存了法称以前印度本土对于陈那因明的传统解释,藏传因明则是保存了法称以后延续法称因明的基本观点的佛教因明—量论传统”(郑伟宏:《论陈那因明研究的藏汉分歧》,《中国藏学》2013年第1期)。

[27]因明肇源于古印度,世界逻辑史上的三颗明珠即因明、古希腊的逻辑学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

[28]今译为章嘉·若必多吉,为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他是清代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2017年12月10日,北京雍和宫管理处于超同志向笔者详述关于活佛转世的碑刻故事:1952年5月,周恩来总理视察雍和宫并专门到四体碑亭内观看《喇嘛说》碑文以及当年国家拨出专款首次修缮雍和宫的史事。在他的介绍下,我们一起来到雍和宫内门殿与雍和宫殿之间的广场,在中轴线上看到醒目的乾隆御笔《喇嘛说》碑亭,抄拓下“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满、汉、藏、蒙四种文字,由此可知章嘉呼图克图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西藏和蒙古的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主持将大藏经《丹珠尔》翻译成蒙古文字,撰写《七世达赖喇嘛传——如意宝穗》《七世达赖喇嘛诗体秘传——引来慈悲太阳的黎明》《五台山志》等,并受乾隆皇帝的派遣赴藏办理认定七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由此可见,其对“清代藏族史、蒙古史、宗教史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影响”(陈庆英:《章嘉·若必多吉年谱(一)》,《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章嘉·若必多吉圆寂前留下遗嘱,不要保存他的遗体,火化后将骨灰装入铜塔存放于山西五台山镇海寺,但乾隆皇帝却下令用七千两黄金造了一座大塔,送往五台山,将其遗体安放塔内。乾隆皇帝按照章嘉·若必多吉指示的地点“向下挖到岩层,在岩石中掘一四方石窟,将灵塔安放在石窟中,然后在上面建佛堂”(陈庆英:《章嘉·若必多吉年谱(二)》,《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由此可见章嘉活佛在清代中央政府的重要地位。

[29]是指已取得多然巴学位的格西,经拉萨传召大法会考试及格者,授予拉然巴学位,为第一等格西。这一层次考试“每年一次,于藏历正月间举行。每次七名,分为七等。第一二名可次第考升居巴喇嘛翁则,居巴喇嘛堪布。其余则可任他寺堪布或教师”(《西藏政教名辞释义》,南京:蒙藏委员会,1933年,第24页)。

[30]是指已学完五大部十三级课程的格西,经寺院考试及格者,授予多然巴学位,为第二等格西。这一层次“考试方法,由同学中以经中意义问难,先为较低级问答,次为同级问答,再次为已考取之同学问答。被考者能应答无讹,始称及格”(《西藏政教名辞释义》,第24页)。

[31]今译为噶觉巴,亦称噶尔玛巴,藏传佛教旧派中之一派,其祖师为玛尔巴,其教义重口授。

[32]今译为岭色,为第三等格西,意思是从寺院里选拔出来的有才华僧侣。

[33]今译为夺让巴,为第四等格西,意思是在佛殿门前台阶上经过辩论问难考取的僧侣。“考取三、四等格西皆由寺庙内部掌握产生,不必经噶厦政府批准,这两个等级的格西有的实有学问,相当于现在的硕士;其中也有学识浅陋,是依仗钱势拉关系、放布施等手段而取得的。故人们常常讥之为‘稀饭格西’”(周润年:《藏族僧侣的学位——“格西”》,《民族论坛》,1987年第2期)。

[34]格喜是格威喜联的简称,今译为格西,意即善知识,也就是指引他人走上佛学道路的师友们。它是西藏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僧侣学位。如果一位僧侣获得了格西学位,在社会上就会备受尊敬。“作为寺庙的学经僧来说,多年的辛勤苦读便算有了归宿,设或进入仕途,一生事业也有了牢实的基础”(杨承丕遗作:《格西——西藏僧侣的一种特殊学位》,《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

[35]今译为贡嘎,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吉雄镇。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就设址附近。

[36]今译为多吉扎寺或土登多杰扎寺,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雅鲁藏布江北岸昌果乡。修建于16世纪晚期,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六大寺院之一。1718年该寺遭准噶尔蒙古军队破坏,后经过颇罗鼐地方政府资助修建。该寺供奉的神像特异,主要有“出世五部”和“世间三部”:“出世五部”为修道成佛的“本尊”,有代表身语意的文殊、莲花、真实,代表功德和事业的甘露、金刚橛;“世间三部”为差遣非人、凶猛咒诅、供赞世神。

[37]今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次角林村。全名为次觉扎西桑旦林,之所以用此名,是因为次觉林的母寺是后藏吉隆地方的扎西桑旦林,因此该寺的传承教习完全仿效母寺。该寺藏文音译为策觉林寺、策却林寺、次角林寺、泽曲林寺等,意为“寿元长之寺”,建寺目的是为清朝皇帝祝寿。“策觉林建于1794年,为八世达赖喇嘛经师噶钦·益西坚赞的个人府邸。策觉林从未产生过西藏地方的摄政,亦未得到清朝中央太多的敕封”(喜饶尼玛、叶小琴:《拉萨“四大林辨析”》,《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策觉林寺过去“寺院规模较大,有32根柱子的诵经大殿,有28根柱子的回廊,68间僧舍等建筑面积达7000平方米。‘文革’中遭到破坏。1992年开始修复,将原先的三层(因渗水塌陷)改为二层。2009年由自治区古建队负责,对寺院再次进行了维修。如今的寺院干净、整洁”(达瓦:《古城拉萨市区历史地名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经堂内梁柱雕饰繁丽,四壁绘有壁画。佛殿范围不大,正中主供大能仁佛,佛像宝座精致华丽,四周镶嵌绿松石、珊瑚、琥珀等珠宝”(拉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拉萨市志(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685页)。“2000年,全寺有僧人15名”(《拉萨市城关区志》,第369页)。

[38]今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乡的哈布山下。该寺是八世纪中叶,印度僧人莲花生奉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命建造,为藏传佛教第一座寺院。整个寺院的布局是按佛教想象中“世界”的结构设计而成。位于全寺中心的大殿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大殿四方各建一殿象征四大洲。桑耶寺的中心主殿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底层采用藏族建筑形式,中层采用汉族建筑形式,上层采用印度建筑形式。各层的壁画和塑像也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法式进行描绘和雕塑。这种藏、汉、印合璧的建筑格调,在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有人据此又称桑耶寺为‘三样寺’”(山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南地区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09页)。17世纪中叶,桑耶寺曾遭一场大火,大殿建筑多被烧毁,“后来绘制的壁画中尚有烈火熊熊、大殿被焚的场面。到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以后,又陆续修建起来”(《山南地区志(下)》,第1110页)。

[39]富春江长102千米,为浙江省最大河流钱塘江一部分,“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独特的河流,以雄伟壮观的涌潮著称于世”(浙江省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水利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3页)。

[40]今称桑园峡,是黄河东出甘肃兰州后遇到的第一道峡谷,两岸峭壁林立,最窄处仅有7米多宽。这一带峡谷均非常狭窄,如同人的“嗓子眼”,人们依据谐音称作桑园子峡。

[41]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泽当镇,为藏南重镇,距拉萨197千米,现为山南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海拔3560米。“泽”藏语意为“玩耍”,“当”藏语意为“塘”,“泽当”藏语意为“猴子玩耍的坝子”。藏族猿猴变人的神话就出于此地。

[42]今译为扎囊,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西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冈底斯山南侧,海拔3620米。“扎囊”藏语意为“刺树沟内,山桃林中”。

[43]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扎塘镇。

[44]今译为强巴林寺,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扎唐镇强巴林村。1472年兴建的绛巴林寺坐落在海拔3600米的山坡上,“坐北朝南,建筑面积庞大,总占地面积137100平方米”(索朗旺堆、何周德主编:《扎囊县文物志》,拉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1986年,第117页)。该寺是由藏文创制者土弥·桑布扎的后裔索朗嘉措译经师建造。“20世纪初,喇嘛布顿·仁布钦主持维修该寺。该寺属哲蚌寺果芒扎仓的分寺。喇嘛人数一般保持在200人左右”(《山南地区志(下)》,第1082页)。强巴林寺在“十年浩劫中全被毁掉,大量文物无一幸存,今天所看到的只是一大片废墟”。历史上强巴林寺佛事、经商并举,“在教义戒规森严的寺庙内从事经商,这本身是违犯常规习俗的,但由于大商人罗桑的参与,开始了疆(笔者注:强)巴林独特的寺规庙戒,这也是宗教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扎囊县文物志》,第117、126页)。

[45]欧阳无畏所述的这座金顶大白塔名为强巴林塔,其“占地面积约3100平方米,在围墙四角各建有一座小方塔。强巴林塔高达13层……均采用石块、石板砌成,外表涂抹一层泥皮,并刷有白灰”(《山南地区志(下)》,第1082-1083页)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的《青史》中称此塔高约55.25米。意大利东方学家G·图齐在《西藏考古》(向红笳译)一书中称强巴林塔的建造者为土弥·伦珠札西。值得一提的是,图齐在1940年代到访此寺时拍摄了照片,并将此图片刊载在2004年5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考古》一书中第79页。“十年浩劫时该塔随着寺院的被毁而残,现存塔座及部分宝瓶顶部已残缺”,强巴林塔“做工精细,壁直成线,层层砌起,今虽已残,但仍不失其当年高大壮观的姿态。据传,该塔建成后曾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除不丹、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来人参加外,还从天上下凡了二十五名舞女”(《扎囊县文物志》,第125-126页)。

[46]北平。

[47]马世元。1945年,“张乃骞在拉萨碰到马世元的时候,马世元已经是96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说起他家在茶马古道上那九死一生、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仍然清清楚楚、头头是道”(李旭:《写真西藏——遥远的地平线》,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5页)。关于马世元的年龄,李旭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笔者在台北查询到1945年5月3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沈宗濂处长发给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陈布雷主任的一份密电,密电内容是“旅萨全体滇商为耆绅马世元百岁寿辰呈请主席题赐四字匾额”(《沈宗濂电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旅萨滇商马世元百龄寿辰请转主席颁赐匾额》,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七)》,台北:蒙藏委员会,2006年,第8页),可知1945年的马世元已是100岁了。其二儿子马青山1946年任拉萨刘朴忱墓地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

[48]有译为敏竹林寺,今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敏竹林村一个群山环抱的山谷。该寺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南路弘法的主寺,“以传授‘南藏’为主,附带传授‘三素尔’以来所传承的佛教经典。敏竹林寺在寺主的继承上以父子或翁婿传承,并不完全限定在父系血统关系上”(《山南地区志(下)》,第1112页)。该寺为宁玛派最著名的寺院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9]低湿之地。

[50]今译为藏觉林,在雅鲁藏布江南岸,行政今属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

[51]今译为贡布日山。

[52]该庙建于18世纪中后期,为“泽当地区30多名汉族居民集资修建”(乃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乃东县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567页),坐东朝西,建筑格局为渐次升高的三级院落。“寺庙建筑全系汉式,布局似内地关帝庙形式,但墙体结构以及普通住房大都采用藏式建筑基本形式”(《山南地区志(下)》,第1085页)。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关帝庙“后被毁,以后在旧址上又逐渐建有民房”(《乃东县志》,第567页)。

[53]此说有误。欧阳无畏所指应是辛亥之时“驱逐川军”事,查阅史料,并非“一切汉人在西藏置下的财产和器物,都变成瓦砾灰尘,无復烬馀。”。

[54]欧阳无畏称拉萨龙王庙在1911年被拆毁,“遗址现被藏官仔琫噶雪巴吞占建屋”(欧阳无畏著、韩敬山整理:《藏尼游记(七)》,《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61页)。“仔”意味着尖端或顶点,“喻其地位之高超,凡达赖、班禅宫内之官统冠以‘仔’字。此等官职只限于僧人,俗人绝不能充任”(《西藏政教名辞释义》,第1页)。

[55]刘朴忱(1882-1935),山西神池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日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曾任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驻京办公处处长,天津市市长(未到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8年6月18日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年4月15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处长。1934年8月随中央专使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组少将参议,在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换边界意见中始终坚持底线思维,鲜明提出“中(央与西)藏问题应请西藏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为一家?如为一家,则边界问题自不难解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32页)。1934年11月任国民政府驻拉萨机构(专使行署)负责人。1935年1月7日意外身故。刘朴忱的逝世引起国民政府高层高度重视。1935年1月15日11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收到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蒋介石1月12日发出的函件(府收文第254号),其中事由部分为“呈请特卹刘朴忱专门委员兼驻藏办事处长”(《积劳病故褒卹案(十八)》,典藏号:001-036000-00044-004,台北“国史馆”藏),内文中蒋介石称刘朴忱职衔为“总参议兼办事处长”。在这份函件中,蒋介石详述刘朴忱遭遇意外的经过:“早七时半,照常出游,有马夫牵马并有翻译员米霖蒲、卫士马钦孝随行。甫行半里许,至清真寺附近平地大道上坠马中风。详询马夫等,系因马上中风,马坠人倒。旋即移至附近民房内延此间有名医生西宁人魏小春诊治,同时并告西藏政府延官医诊治,至午后三时与移行署,经魏医生及藏医官诊治。除此两医生外,无可靠医生,更请名喇嘛念经,均无延效。至阳日五时身故”(《积劳病故褒卹案(十八)》,典藏号:001-036000-00044-004,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在此呈文中还写道:刘朴忱在参谋本部“边务组担任专门委员,尤多擘画,此次追随黄(慕松)专使远赴西藏,长途辛苦,犹能不辞劳瘁,驻藏办事具见公忠体国,难能可贵”。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刘朴忱生前工作高度评价,身后郑重抚恤的迫切意愿。1935年2月2日,蒋致余随即向蒋介石发电详细介绍刘朴忱安葬事宜:“刘总参议灵柩已于艳日移停观音阁,西藏热振、司伦、噶伦、总堪布彭刚、佛公擦绒札萨等昨致送奠仪外,均派代表弔奠。擦绒及王罗皆、康福安均亲到,汉人到者尤多,并由国乐军概军队,喇嘛多人送殡,情形热烈,为此间所仅见……熬茶布施已定正月初八举行,以政府名义及超荐刘总参议各布施藏银一元”(《积极治边(三)》,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2-00014-423,台北“国史馆”藏)。笔者有幸于2016年12月9日在台湾大学查阅到的上述函件,恰逢台湾当局于2016年12月8日注销机密等级,正式解密。值得一提的是,刘朴忱的墓地和刘公亭“不知何时被毁不存,在原墓址上(即今天的河坝林)修建了中共拉萨市委大楼。在20世纪80年代刘公亭碑曾长期搭在水沟上当小桥使用,人压车碾,字迹磨损严重。1986年,当时的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将其存放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院内。这通碑高61厘米,宽274厘米,碑文由汉藏两种文字书写。汉文居左,共308字,藏文居右”(韩敬山:《刘朴忱:掀起国民政府时代一小角的边臣疆吏》,引自韩敬山:《金顶下的拉萨——一座文化城堡的历史脉迹》,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56]碑记作者蒋致余对他的尊称。刘朴忱意外身故后,国民政府将其安葬在“拉萨之东原,建塔记事,以资后人景仰”(蒋致余:《刘公亭记》,转引自《金顶下的拉萨——一座文化城堡的历史脉迹》,第197页)。

[57]欧阳无畏写于1938年的呼吁,恰与国民政府同频共振。1940年3月3日,即将离开拉萨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日记中写下:“九时半,由行辕出发,先到刘朴忱总参议墓,在拉萨市东两里许。余及同人于墓前致祭凭吊,移时始去。朴忱为余旧识,人颇刚正……埋骨异域,昔人所悲。余以墓地狭小,复无树木,拟为之扩充园地,并建一纪念堂,当谕赖兴巴等先行转达噶厦并嘱纕蘅、庆宗等设计”(《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273页)。1941年1月7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捐修刘朴忱墓园款已汇到驻藏办事处,时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立即函告西藏地方政府“盼派员同往定界,着手修葺,以便兴工”(《孔庆宗函噶厦吴委员长捐修刘朴忱墓园费已汇到请派员同往定界以便兴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七)》,第143页)。西藏地方政府于1月20日即派代表古桑子与驻藏办事处副处长张威白、秘书华寄天、科员刘桂楠一起丈量“划定刘公墓,展拓地基界址”(《孔庆宗派张威白等三人会同噶厦所派人员划定刘公募展拓地基界址具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七)》,第145页)。但随即刘墓案突然陷于停顿,原因是“噶厦误听谣言,恐中央将以此地建筑学校”,之前与西藏地方代表古桑子所划界址亦遭到否决,“只允于墓之西南两方各展一柱,东北两方各展二柱之地,仅宽一二丈”并言吴忠信委员长“只言种植花草,并未说明建筑堂屋”。在这种情况下,驻藏办事处孔庆宗处长亲自与西藏地方政府和摄政达札交涉,“将吴委员长所留碑文示之,建堂种树,确系吴委员长之意,彼虽不拒绝,亦不应允”,万般无奈的驻藏办事处只好以退为进仅“要求墓之东西两方各展四丈,南方展二丈,北方展六丈,尚勉可栽树种花”,但西藏地方政府“仍拒不答复,直欲以拖延之”(《节录驻藏办事处廿九至卅年度行政报告内修理刘墓案》,《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七)》,第148-149页)。此结果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当初设想的“增展墓地,建堂立碑,栽松种柳,用垂永久,俾成名胜”(《蒙藏会电拉萨噶厦公所请再展宽刘朴忱墓园面幅以成名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七)》,第147页)的计划落空。五年后的1945年12月28日,刘公亭住持、59岁的旅藏汉民刘云峰写给沈宗濂一封情真意切的六页信函,开头即表明自己“自刘公仙逝后,即遵处命看管亭墓,已历有十载”,并报告每年刘朴忱的忌日“均按例购买红、白土及香蜡、酒品等供献墓前”,面对房屋破损,围墙坍塌的现实,希望驻藏办事处能够向西藏地方“索领亭墓前后地基,加以围墙在内,赖以种菜为生”,如此“既有地基可以种菜,则以后春秋祭礼以及修葺亭墓为住持之责,绝不敢再向钧处呈领分文”,此情此景令人嘘不胜唏(《刘云峰呈沈宗濂称修葺刘公墓捐款长此搁置似非得策拟请交彼经营声息以充祭扫岁修之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七)》,第152-156页)。

[58]今译为雅拉香波大雪山,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亚堆乡,海拔5000米左右。

[59]今译为雅砻。

[60]今译为昌珠寺,“昌”藏语意为鸟,“珠”藏语意为龙,“昌珠”即为鹏与龙之意。今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相传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冬宫。196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门廊中悬挂有一口铜钟,钟上铭文说,此钟为汉族比丘仁钦监造,施主是赤松德赞第三妃菩提氏”。围绕昌珠寺的民间传说十分动人,一说“松赞干布为不忘雅砻之本,常与文成公主到这里来居住。寺庙周围的柳林,为文成公主亲手种植。大殿西南角有一土灶,上面放置陶盆,传说这是文成公主使用过的”(无名氏:《西藏风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5-67页)。“文化大革命”中,“除被用作粮物仓库和僧人居室的少数建筑存留外,措钦大殿和绝大多数拉康、转经廊等建筑皆遭破坏,文物被毁或丢失。80年代后,追回部分文物”(《山南地区志(下)》,第1115页。)

[61]今译为仓央嘉措。在残酷的西藏政治斗争中,第巴桑结嘉措败下阵来,由其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被认为不是真正的达赖灵童,“平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页),最后仓央嘉措被“‘解送’北京,据说行至青海海滨逝世,时年二十四岁。另据藏文十三世达赖传所载:‘十三世达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去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闭关坐静的寺庙。’西藏人民却一直认为仓央嘉措是死在青海海滨”(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40-41页)。

[62]欧阳无畏所述有误。昌珠寺修建于7世纪吐蕃松赞干布时代,建寺有一段神话传说:“当年此地为一片大水,藏王松赞干布当年此地为一片大水,藏王松赞干布欲竭水筑城。后闻此湖甚深藏有毒龙,龙为蛇首五冠甚凶恶,无法填湖。有二法师知大鹏鸟可伏此毒龙,并知鹏窠所在,乃作大鸟似鹰,引龙出湖,复发声如龙引大鹏出窠。鹏以翼击龙,断龙头为三,遂降此龙。七日之后,湖水涸竭,乃于其中埋以宝物,填土奠基而建寺”(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五)——山南之行》,《文物》,1961年第3期)。“后来赤松德赞又在原址按照拉萨大昭寺的样式新建了一个寺院,只是规模要小些,它里面保存了虔诚的朝拜者感兴趣的许多东西”(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著、W.W.罗克希尔编、陈观胜、李培茱译:《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1351年,帕木竹巴政权乃东贡玛对此寺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七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亦曾修缮此寺”(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五)——山南之行》)。

[63]今译为罗布林卡。

[64]今译为达金拉康,行政属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

[65]今译为亚堆,行政属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亚堆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