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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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者在这里提到“图腾”,并不是认为这一概念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实际上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图腾制度》一书里提到的那样,自20世纪初戈登威泽(Goldenweiser)发表他的处女作以来,图腾制度就受到了西方学界前所未有的批判。(参列维.斯特劳斯著;渠东译:《图腾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的导论部分)自列维.斯特劳斯的《图腾制度》问世后,西方学者讨论图腾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图腾研究的没落,并不代表图腾观念的不存在,也不代表这一研究已失去意义,在更多的时候,只是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2]这里不排除特殊情况,也有一些族群会有两个以上的图腾物,但总体上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3]要想给图腾下一个确切而且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过于宽泛会使图腾概念失去存在的意义,与崇拜等混同;而过于狭窄又局限了它应有的内容,使一些本应该列入图腾范围讨论的内容,被排斥于外。这一问题(实际上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领域和学科)一直困扰着自图腾问题被提上议案以来的众多学术前辈。所以对一个概念的界定,常常只能用概率来表示,特例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不失去概念本身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缩小特例的范围。

[4]虽然这里的“部”并不一定等于上述各定义中的“氏族”——事实上,它常常是氏族的分裂或联合——然而正如海通在《图腾崇拜》里所言“但民族学家都清楚,另有一些图腾集团,其图腾崇拜的负荷者是部落、胞族、婚姻级、家庭、个人、年龄群和性别。”(第4页)与此相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则有“犛牛苏毗”的提法(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

[5]关于历史上牦牛羌分布的有关问题,格勒在其《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3-28页)中有所论述,认为牦牛羌除了分布在今天的汉源县和西昌地区外,还存在于今天的甘孜藏族地区。并指出:“事实上牦牛种羌人的分布非常广泛,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分布在今天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内的千里康藏高原上。”(第23页)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的同时,格勒也引用了一些和牦牛相关的地理名称(如金沙江上游的牦牛河)、山神崇拜和神话传说等。这些表明,在古代,当地极有可能存在着牦牛图腾。

[7]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在这里弗洛伊德是把杀图腾理解为弑父情结潜意识的一种转化。

[8]猕猴作为图腾能够被普遍认可,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要的是它有主流意识的推进,进入了正史书籍。然而在历史演进中,常常只有强势群体的图腾神话才能被选入由强势群体成员书写的历史,并且这种神话一经记载,便具有了排他性,从而使其他图腾神话(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逐渐没落。由此来看,猕猴被载入史册具有偶然性。其次在于猕猴图腾神话较符合科学的“猿猴变人说”,这当是一些学者排斥其他图腾存在的重要原因。但在图腾观念还盛行的时代,先民对于图腾的选择更多的是受到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等条件的制约而不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由于历史记述本身的局限,对于藏族先民图腾的考察,更可靠的依据则是来自于民族学的田野作业,也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找到了牦牛(或其他物象)成为图腾的可能性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