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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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将1950-1959年确定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并分为实现和平解放和排除干扰执行协议两个阶段。参见《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理论与实践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内涵及决策模式研究》，《中国藏学》2011年2期。

(2)目前有关党在西藏工作的民族干部选任培养研究仍以文献梳理和历史回忆为主。如赵重山：《西藏军区藏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回顾》，《中国藏学》，2001年第2期；徐万发、柳欢：《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的爱国统战组织建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期；屈鸿罡：《中国共产党西藏基层组织建设的历程、成就及经验分析》，《西藏研究》，2019年3期；高中伟、田向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西藏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兰州学刊》，2019年8期；李荟芹：《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上层统战工作探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1期；[美]梅·戈尔斯坦等著、黄潇潇译：《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3)参见王小彬《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解放，暂维原状”方针的历史由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

(4)西藏公学即为今西藏民族大学，首批学员共3415名，其中藏族3129名，80%出身翻身农奴家庭。参见西藏民族大学官网“历史沿革”。

(5)1950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上报的印度外交部约请使馆政务参赞申建谈话的报告上专门批示：“周并外交部：申健答的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6)自元代藏传佛教向中央王朝寻求支持过程中，就将以转轮王和菩萨化身称呼世俗统治者的做法扩展到了蒙古和汉地统治者。明清时期，皇帝多被认为是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

(7)如刘曼卿入藏时即携带蒋介石照片等作为礼物馈送西藏上层。党中央代表张经武入藏时，也携带毛泽东等领袖像作为礼物馈送西藏上层和群众。

(8)这一情感互动首先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达赖、班禅的交流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班禅成长为爱国宗教领袖和党的干部，达赖在1959年前产生的很多积极认识与情感变化也与进京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流有密切关系。可参见周良书：《毛泽东与班禅及达赖的交往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关注西藏发展的一个侧面》，《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6期。

(9)曾担任十八军先遣侦查科科长的王贵，对十八军开展对阿沛的统战工作有具体描述。可参见王贵、黄道群：《十八军先遣侦察科进藏纪实》，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8页。此外，曾任阿沛随从官的金中·坚赞平措对这一情况也有回忆。参见《昌都解放前后》，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九），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