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

[1]即王乐阶。

[2]关于刘德澄,笔者未见任何公开信息,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作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机构之一,藏有刘德澄人事档案袋,现存台北“国史馆”,馆藏号:129000051192A,此档案尚未检视,需申请阅览。由于台湾地区自2016年8月起实行新的档案管理规定,笔者因是大陆居民,被明确拒绝查询台北“国史馆”任何纸质档案。从人事档案所藏机构分析,刘德澄一定具有隐匿的特殊身份。

[3]该报由印度激进独立运动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领导人、印度国民军最高指挥官钱德拉·鲍斯于1922年6月创办,参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日本投降后,为躲避英国迫害,苏联同意其避难请求,他于是携带巨额“复国资金”乘坐飞机飞往东京,由于日本特务破坏飞机部件,造成飞机在台湾地区上空失事,终年49岁。

[4]亦称结古,藏语意即“货物集散地”。今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玉树市,原设结古镇,该镇位于扎曲河与巴曲河的汇合处,99%为藏族。它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亦是青海、四川、西藏三地间的重要贸易集散地。2013年撤销结古镇,2014年在原结古镇基础上设立结古、西杭、扎西科、新寨共四个街道办事处。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九世班禅返藏前就驻锡于1398年建成的结古寺,“该寺为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寺院”(玉树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玉树藏族自治州志(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744页)。

[5]九世班禅。

[6]亦称除盖障菩萨,意即除一切盖障之略名。《大日经》五曰:“次于第二重大日如来左方尽除盖障菩萨……此菩萨及诸眷属皆是大慈悲拨苦除障门”(林光明监修、林胜仪汇编:《新编佛学大辞典》,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年,第929页)。

[7]欧阳无畏所述的司都大疏其实是《司徒文法广释》,它是藏文文法名著,作者是司徒·曲吉迥乃(1700-1774),此书是作者于1736年始耗八年心血完成,其“深究各类声明学论著,而后详加注释,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最权威的藏文文法书,为藏族学者研究藏文必不可少的参考书”(黄全毅:《甘孜名人:司徒·曲吉迥乃》,《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2013年7月四川党建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第四次印刷《司徒文法广释(藏文版)》,其内容由“三十颂”“字性组织法”“正字法”三部分组成,编写内容紧扣藏文权威文法理论和正字法要义,并对疑难问题予以深入浅出的分析。

[8]资斧,意指旅费、盘缠。

[9]朋错林即彭错林宗,今属拉孜县;拉孜即拉孜宗,今属江孜县;昂仁即昂仁宗,今属白朗县;干壩即干壩宗,今属岗巴县。

[10]又译为康参,隶属于札仓之一种组织。按照僧徒之籍贯而分别,某处之僧徒须入该处固定之康参求学,不准紊乱。每康参人数约二三百人以内,置康参格干、康参翁则以监督领导。详见《边疆政教名词释义(全册)》,南京:蒙藏委员会,1933年,第16页。

[11]亦被译为拉当寺、那当寺、拉尔塘寺、纳塘寺,藏语意为“象鼻平地寺”。始建于南宋时期的1235年,位于札什伦布寺西南约二十余千米,系藏传佛教噶当派纳塘系统的祖寺。该寺兴盛时期有僧侣3000多人。

[12]奈塘版藏文《大藏经》是14世纪初叶最初的刊刻版,俗称“奈塘古版”,每面刻八行,印版失传,该版已湮灭,“现在西藏色拉寺据说存有残印本”(杨茂森:《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18世纪中叶,七世达赖喇嘛明令刊刻“奈塘新版”并增补一些经论,校勘精准,被称为“官版”《大藏经》。欧阳无畏所目击的《大藏经》即是“奈塘新版”。奈塘寺在“西藏佛教印经事业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愧为西藏历史、文化的宝库”(丹曲、扎西东珠编著:《西藏藏传佛教寺院》,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82页)。

[13]清雍正皇帝所题,为金字匾额。

[14]“大殿前明间及廊檐部分,有三排庭柱,柱的形式极古朴,柱身不高,约三米许,但极粗大且不规则,使用未加规整的原树身。在迎门一棵粗大的柱子上,以一种极为粗犷的线条,雕着一个象驮宝珠,经过数百年来人们的抚摸,已变得油光乌亮了。”详见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二)》,《文物》1960年第8、9期。

[15]王毅曾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到访过这座寺院,他目击道:“这座普恩寺大殿,是三百多年前,由于寺庙衰落,喇嘛减少而改为印经院的,它是一座最早的印经院,三百年来一直是以手工印刷,现在这座印经院中,还藏着完整的甘珠尔及丹珠尔经版。”详见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二)》。

[16]欧阳无畏所称的“其旁塑崖,居十六罗汉”,实为“一座造型奇特,呈方形而多角,塔身下部一、二层内四周各有窟殿,窟殿里共有16个小经堂,各个小经堂中都供奉着佛、菩萨、护法神造像”(丹曲、扎西东珠编著:《西藏藏传佛教寺院》,第181页)。

[17]王毅目击到的场景是“度母殿中有印度建筑物的木、石模型一组,共雕古代建筑廿一个,上刻‘大明永乐年施’,据说是印度释迦牟尼成道之所‘将来金’的模型”(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二)》),这与欧阳无畏二十余年前的目击有出入,可以判定欧阳无畏的书写仅限于东北角一案,并没有完整呈现度母殿的全貌。

[18]旧称阿育王,新称阿轮迦王。佛陀与阿育王没有生活在一个时代,历史缘何牵扯?《阿育王经》述:“世尊与阿难共行,道有童子戏以土为道奉世尊。世尊记此童子曰:此儿我入涅槃后百年,姓孔雀,名阿育,出世当为转轮王,信乐正法,起八万四千塔供养舍利”。详见林光明监修、林胜仪汇编:《新编佛学大辞典》,第730页。

[19]欧阳无畏所见的这个长条木箱藏有仲敦巴大师的水晶手杖以及很多噶当派前辈祖师的用具遗物。

[20]一译杀贼,杀烦恼贼;二译应供,受人天供养;三译不生,永入涅槃不再受生死果报之意。《智度论》三曰:“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破,是名阿罗汉。复次,阿罗汉一切漏尽,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复次,阿名不,罗汉名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林光明监修、林胜仪汇编:《新编佛学大辞典》,第762页)。

[21]通译噶当派,“噶”字原意是指佛语,即佛陀的一切教诲都是言教;“当”字原意是指教诫,即僧侣的行为持守与修法的训诫。“噶当”之内涵即“把佛的一切言教当作修法僧人日常的行为规范和成佛过程的修习准则”(李丽:《藏族宗教》,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6页),它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重要教派。

[22]通译为阿底峡(982-1054),今孟加拉国达卡人,王子出身,29岁准备继承王位时出家为僧侣,并到西藏弘法。

[23]通译为仲敦巴(1005-1064),是阿底峡众弟子中年龄最大,追随时间最长,所学教义最多的人物。其在阿底峡圆寂后,在拉萨以北建立了热振寺,继承阿底峡教法并形成噶当派,广收门徒,弘法利生。

[24]通译为博多哇,他是噶当派三个支系中教典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比较重视系统地学习经论,认为一切经论都是为解脱而设置,不应该有所偏废或褒贬”(李丽:《藏族宗教》,第57页)。

[25]通译为夏日哇巴,他是噶当派三个支系中教典派的代表人物。

[26]又译为阿阇梨、阿袛利,意即矫正弟子行为。

[27]又译为赤门·罗布旺杰、池墨·诺布旺杰、泽墨·诺布旺杰(1874-1954),1912年初,其组织驱汉暴乱,1913年初,被任命为藏军副总司令,1926年任西藏地方首席噶伦。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其成为西藏地方实权人物,1936年被热振退职闲赋。

[28]即欧阳无畏、欧阳觉猛、欧阳鸷(1914-1991),江西兴国人。冯庸大学政治系毕业,先后任青海省立师范教员、参谋本部西藏延礼团团员、西藏哲蚌寺僧侣、中央政治学校训导藏文讲师、驻印度大使馆特约驻藏研究员。

[29]热巴巾(802-841),是赞普赤德松赞赛那勒之子,后继父位为赤祖德赞热巴巾,其在位政绩主要是“继承父王遗志,和解了唐蕃边界军事冲突”(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184页),在《唐蕃会盟碑》中,有大蕃年号为彝泰年的文字是吐蕃学习汉族文化的一个明显范例,这个彝泰一年恰好就是赤祖德赞热巴巾继位之年。由于其身边奸臣阴谋策划,趁赤祖德赞热巴巾醉眠时,韦·达纳坚、觉热·拉伦、勒都赞三个奸臣,将热巴巾的“颈部折断,头颅扭转而死”(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194页)。

[30]欧阳无畏所称热巴巾不能保证其子孝顺,实属张冠李戴。事实上,篡权热巴巾王位的是其兄弟朗达玛,并不是热巴巾之子。

[31]在吐蕃历史文献中,朗达玛的形象大多数历史文献刻画为魔王。2015年6月出版的bod-kyi-lo-rgyus-gling-ba'igtam,对朗达玛的名字做了考证,“赞普的外表像牛、民间取绰号为朗达玛”。朗(glang)在藏文中意即牛,但朗达玛的真正名字khri-dar-ma'u-dum-btsan(笔者译:赤达玛乌东赞)却鲜有人知。藏族诸多教法史均将这位赞普写成喜欢作恶之人,当他的兄弟khri-gtsug-lde-btsan(赤祖德赞)登上王位后,朗达玛依靠反对派大臣将赤祖德赞杀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lha-lung-dpal-gyi-rdo-rje(拉隆·贝吉多杰)不久就将其正法。类似的民间传说非常多,但史学家们的文献记载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严谨的说法:首先,这位赞普从小到大作恶的说法并没有历史证据,相反,他在执掌政权后尊崇佛教的史实在许多历史文献和史书教法史中均有记载;其次,敦煌文献u'i-dun-brtan-gyi-bsngo-yog记载称“赞普udum-btsan脸黑的原因是为了降服体内灾祸的魔鬼,以确保身体健康,为此他新建了寺院和佛塔,心底里敬奉佛教。在其掌权后依旧按照祖先和兄弟定制,不断修复和新建庙宇、佛塔,以求佛教和吐蕃赞普度过各种劫难,万古不变。”详见周华:bod-kyi-lo-rgyus-gling-ba'i-gtam即《藏族简史》(修订版),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157-163页。无独有偶,台湾学者林冠群同样认为吐蕃的崩解是因为经年累月的征战,拖垮了吐蕃的经济政权,社会冲突加剧下的政教矛盾,导致佛法中衰,无以为继,此乃历代赞普所应分摊责任者,怎可独咎其一人。详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358页。

[32]今译为土登贡培、土丹贡培、公被拉、公披拉、宫披拉、宫比、棍披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前最信任的人,后因达赖病逝怀疑案被迫辞职,西藏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随后其彻底倒台,剥夺一切权力流放林芝,其与亲属的全部财产均予没收,其父亲札西则被发配至拉萨尼木重新为奴隶。此外,“遭株连者尚有近侍扎西顿珠、德钦英色、医生强巴益西和乃穷护法神汉罗桑索朗等人”(《中华通鉴·西藏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卷,第467页)。1954年,土登贡培还俗成婚,育有三子。同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离藏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将达赖喇嘛的小卧车送过汹涌澎湃的拉萨河,土丹贡培将船夫们召集起来研究,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四只大牛皮船,结连在一起,船里装满青稞杆子,再在上面铺上木板,把小卧车结结实实地捆在上面。他同船夫、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起船向前划去,顺利到达对岸”(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内部发行),1984年,第77页)。1956年后,土登贡培先后担任西藏筹委地质局副局长、西藏自治区筹委行政处长。1963年12月病逝。

[33]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字耀之,号浩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九·一八”事变后,其在日本人控制下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1945),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带至苏联。1950年8月被解回国。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

[34]又译为提婆达多,其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佛侍者阿难罗汉亲生兄长。

[35]又译彭雪·才旦多吉、彭休·才旦多吉、彭休·泽登多吉(1889-1945),西藏江孜人,彭雪贵族之后裔。其任噶伦时间是1934年6月,其任首席噶伦时间是1936年1月。1939年9月赴那曲迎接十四世达赖候选灵童,后因五世热振下台失势,于1943年辞职,1945年9月在拉萨病故。

[36]又译泽桐·居美嘉措、詹东·居美嘉措、哲通·居美嘉措、扎通·居美嘉措、贞冬·居美嘉措、泽洞·居美嘉措(1890-1938),西藏日喀则人,第巴贵族之后裔。其任噶伦时间是1932年,1935年卸任,1938年病故。

[37]萨迦寺的主体建筑多具有元代建筑风格,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敦煌”。1961年,萨迦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8]八思巴被元中央政府封为“帝师”,其“统领西藏后,萨迦北寺又成为西藏地方政权机关所在地”(梅柴编:《萨迦寺》,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39]元代的萨迦是西藏地方政治、宗教、军事、文化中心,也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中心寺庙,在青海、四川等省,以及尼泊尔、不丹等国均有其分寺,总计150多座”(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撰:《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447页)。萨迦寺分南北二寺,海拔4316米,重曲河横贯其间,南寺位于南岸的平坝上;北寺坐落在北岩的本波山灰白色山岩下。萨迦北寺建于1073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建寺后经萨迦五祖励精图治,广弘佛法,其教派名振西藏,随着萨迦政权的建立,遂形成规模巨大的宫殿式建筑群。如今北寺已成废墟。现存的萨迦南寺,建于1268年,其形似城堡,四周环绕13米高的城垣,呈正方形,城墙四角建有碉楼式角楼。城堡外“还环绕一道较矮的土城遗迹,再外围以城濠。整个城垣建筑防御设施坚固异常,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447-448页)。欧阳无畏到访萨迦寺十余年后的1948年,南寺进行了大修,“局部有较大的改变,在大殿前增加了一些附属建筑物,大殿内的木板壁改成了泥墙,重绘和增绘了不少壁画,尤其是把围墙上开有垛口的女儿墙改成了西藏形式的平合檐等。但从整体上看,南寺融藏汉建筑风格于一体,是藏式平川式寺庙建筑的代表”(梅柴编:《萨迦寺》,第30-33页)。

[40]此殿柱由40根巨大的木柱支撑直通房顶,最粗的木柱直径约1.5米,细的也有1米左右,“其中前排中间的4根柱子,被称为四大名柱,即‘元朝皇帝柱(据传为忽必烈所赐)、猛虎柱(相传此柱由一猛虎负载而来)、野牛柱(相传此柱为一野牦牛用角顶载而来)、黑血柱(相传是海神送来的流血之柱)’”(梅柴编:《萨迦寺》,第24-28页)。

[41]欧阳无畏所说的这间殿堂位于萨迦寺一重要殿堂欧东拉康的南侧,名为“普康”。

[42]欧阳无畏所说的这间殿堂为格尼拉康,位于次久拉康南侧,建筑面积140平方米,是供放灵塔的佛殿。

[43]又译为贡噶索南,其灵塔内“供贡嘎仁钦骨灰的度母像,阿旺贡噶坚赞骨灰和衣冠的金刚佛像、结桑曲格尼玛骨灰的金刚勇识佛母像、班丹却朗骨灰的文殊菩萨像、丹贝尼玛骨灰的尊胜佛母像”(丹曲、扎西东珠编著:《西藏藏传佛教寺院》,第193页)。

[44]又译为昆·贡嘎宁布(1092-1158),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五大师祖之第一位,萨迦派创始人贡却杰布之子。1111年,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历时48年,被尊称为“萨钦”。

[45]欧阳无畏所目击的皮箱,亦有一说是“黑木匣子”(梅柴编:《萨迦寺》,第74页)。

[46]欧阳无畏所目击的大白螺实为元世祖忽必烈对其十分敬重的八思巴三次大赏赐中的一次赏物。这只白海螺法号据传是佛祖释迦牟尼首次讲经时所用过的。“藏传佛教信徒十分珍视这只法号,认为用它给生者吹一吹,就能使其免罪而解脱轮回;为逝者吹一吹,就能转生善趣”(《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下)》,第1206页)。

[47]萨迦寺藏有大量珍贵的元明两代手抄佛经和文献图书,卷轶浩繁,极其珍贵。萨迦寺的藏书量为西藏诸寺之冠。被视为稀世之宝的贝叶经,以《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为最多。详见西《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第447-448页。